在两宋时期，如何应对“钱荒”这一经济问题，是当时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要深入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钱荒”的根源。在当时的货币体系中，由于一些人利用贱金属货币的脆弱性，通过追逐利润而造成了铜币的流失，导致货币流通体系出现了漏洞。最终，形成了一种几乎无法逆转的经济破坏状态。

由于这一问题的深层次结构，宋朝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所采取的各种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钱荒”的困境。这是因为当时的货币经济体系缺乏足够的“自我修复”能力，直到明朝贵金属白银大规模投入流通，贵金属货币体系得以确立，才彻底消除了基于旧货币制度所带来的“钱荒”问题。

然而，专制体制中的某些政治特点也使得政府在应对“钱荒”时采取的措施，不仅没有缓解货币紧张，反而在某些程度上加剧了这一问题。铜币的短缺表现得尤为明显：人们感到市场上的铜币流通量在逐步减少，造成了民间的恐慌情绪。为此，政府首先从货币流通的角度入手，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政府加强了对铜币外流的打击，即实施“钱禁”政策，限制铜币的流出，并严厉销毁流通中的铜钱。这一措施事实上在宋朝建立前就已存在。据《宋史·食货志下二》记载，宋太祖即位后就下令严禁铜币流出，尤其是江南、塞外及南蕃地区，并规定对违规者进行严厉处罚。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止铜钱流出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效果逐渐减弱。

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重开钱禁、推行青苗法和免役法。然而，这一改革遭到了反对派的强烈抨击。学者们普遍认为，王安石的“重开钱禁”政策使铜币流出问题再次严重，导致全国范围内的“钱荒”加剧。王安石的改革目的是希望通过控制市场上铜币的流通来实现政府财政的充盈，然而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为“钱荒”的加剧埋下了隐患。

尽管如此，从王安石的角度来看，他的政策并非单纯针对铜币流失问题，而是试图通过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整，解决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问题。他的核心目标是“取之于民而不伤民”，通过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借贷关系，使更多的铜币流入市场，最终充实国家财政。然而，这一改革最终并未能解决问题，反而暴露了北宋当时政治、军事及外交等多方面因素对国家经济的深刻制约。

随着铜币外流问题的反复发生，南宋时期的商业活动进一步加剧了铜币的流失。由于宋朝铜币受到海外市场的青睐，特别是在与其他国家的对外贸易中，铜币经常被私自夹带出境。《宋史·食货志下八》记载了当时商人利用走私手段将铜钱偷偷带出，尽管政府设置了严格的监管措施，但由于商人追逐利润的驱动，这一现象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此外，佛教和道教的寺庙在铜器需求上不断增加，某些宗教用具也成为了铜币流失的另一因素。宋朝政府对此的态度较为模糊，尽管宋太祖在开宝三年曾下令禁止“民铸铜为佛像浮图等”，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对于寺庙铜器的赠送行为却未予以制止，甚至有时还予以鼓励。这反映出铜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还涉及到更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因素。

为了缓解铜币的不足，政府还采取了区域化货币流通的措施，将货币分为“东南铜钱区”和“西北铜铁钱区”，并在西北地区铸造大量铁钱，以补充铜币的不足。从货币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一措施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区域划分来加速货币的流通速度。然而，由于大量铜币被社会中层阶级如官商群体囤积，货币的流通速度严重下降，造成了民间对货币的需求不断加剧，进一步引发了“钱荒”。

尤其是西北地区，受军事压力的影响，辽金等外敌的经济掠夺，使得宋朝的铜币不断流失，国家不得不采取铁钱并行的措施，尽管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铜币不足的局面，但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货币流通不畅的问题。更糟糕的是，铁钱的币值急剧下降，导致市场上的铜铁币兑换比例严重失衡，从而加剧了货币的囤积现象。

此外，东南地区的铜币流通区也未能有效缓解“钱荒”。尽管政府通过限制铜币的使用范围，理论上铜币的流通量应该有所增加，但由于商人们通过远途贸易将其他地区的铜币引流至西北铁钱贬值的地区，东南地区的铜币需求加剧，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官商的掠夺行为、铜币向海上外流等因素，最终使得“钱荒”问题成为两宋时期政府经济管理中的一个长期困境。

最后，作为应对货币不足的措施之一，宋朝政府还发行了纸币，如交子、会子和楮币等。纸币作为信用货币的形式，一度缓解了铜币不足的问题，但随着南宋时期纸币兑换能力的失衡，它最终成为加剧“钱荒”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纸币作为货币体系的一部分发挥了短期作用，但其长期的不稳定性最终使得货币体系的问题更加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