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段文章我可以帮你改写一遍，保持原意且字数相近，同时加一些细节，让内容更丰富些。下面是改写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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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北宋中后期的王安石变法，人们往往习惯性地将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等人归类为“新派”，而把反对他们的人称为“保守派”。如果对那段历史不甚了解，很多人自然会倾向支持看似“进步”的新派，觉得保守派死板守旧、顽固不化，是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

但经过我多次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我实在不愿意用“保守派”这个标签来称呼司马光、韩琦、富弼、吕公著、吴奎、苏辙、吕诲等人。韩琦和富弼曾一同追随范仲淹参与庆历新政，怎会是固步自封、拒绝改革的顽固派？这些人也有自己改革的主张，只不过立场更为稳健温和，因此称他们为“温和派”更为贴切。

相比之下，把王安石及其追随者称为“激进派”才真正反映出他们那种翻天覆地的改革理念和措施的特点。

那么，面对北宋积弊，温和派官僚们提出了哪些自救之策？他们的方案相较王安石的激进举措，是否更具操作性和可行性呢？

北宋初期的军队和将领，大多继承了五代时期那种拼杀激烈、作战勇猛的传统。李继隆、潘美、范廷召、杨业等名将，均是在五代战乱中磨炼出来的，他们几乎都是从血与火中生还的英雄。即使宋太宗在战事中指挥欠佳，这些将领依然能在对辽军的多次战役中取得一定的胜利，对党项的战争中更是屡屡告捷。

宋真宗则延续了父亲宋太宗后期那种保守避战的策略，虽然有利于宋军的战局，但仍选择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以求和平。

总体来说，北宋初期的军事力量仍相当强大，不论是“业余军事爱好者”的宋太宗，还是性格懦弱的宋真宗，北宋都没有面临灭亡的危险，容错空间极大。

然而，不幸的是，与辽国达成休战后，北宋的军事戒备逐渐松懈。尤其是在灾荒频发的年份，朝廷大量征召灾民入伍，这种“用军费养灾民”的现象几乎成了制度，导致军队膨胀庞大，但士兵训练不足，战斗力却严重下降。

军力一旦下降，容错率自然降低。宋仁宗、宋英宗时期，皇帝依旧频频干预前线将领的指挥权，雪上加霜。结果是，一旦西北党项首领元昊发动叛乱，北宋军队屡屡失利，根本无法抵挡其攻势。

针对这些军事问题，北宋中后期的温和派官员们不仅洞察入微，还提出了明确的改革建议。

治平元年，宋英宗任命多位内侍亲信赴西北边境担任“驻泊兵马钤辖”，负责当地蕃族事务，此举立即引发谏官吕诲、御史傅尧俞、赵瞻等人的强烈反对。

吕诲直言：“自唐以来，举兵作战未有不自监军者……钤辖职权虽重，实为均安抚使之权柄，恳请朝廷废止此制，精心挑选能臣，将一切军政事务委托于他们，如此边疆才能有效运作。”——《续资治通鉴》

吕诲是北宋著名谏官，多次因弹劾宰相而遭罢免，但他从不气馁，屡败屡战，终成坚毅之士，连刚直的司马光也十分敬重他。

这次上奏，吕诲明确指出，统帅部队的将领应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不该派遣名为“钤辖”、实则监军的皇帝亲信紧随左右，否则只会导致指挥混乱，作战失败。

遗憾的是，宋英宗并未采纳这一建议，但至少“不信任前线将领”的弊端开始被朝廷公开讨论，这已是积极的开端。

次年，司马光提出“限制军队规模”的建议被采纳。

治平二年，司马光向宋英宗直陈：“军队重在精锐，而非人数众多。精兵能更好地供给和装备，以一当十，遇敌必胜；反之，军队虽多但不精，供给难以保障，战斗力极差，十人抵不过敌一人，何谈胜利？将领一味要求增加军队数量，实为无能之举。”

司马光主张：“首先应停止无节制招募禁军，优选将帅，专注训练现有兵员；其次，灾区灾民应按正规程序给予救济，不应被随意征入军中扩编厢军。”

他言：“国家忧患不在兵力稀少，而在兵不精良。精兵衣粮易供，公私充足，可敌百人；多而不精则供养不及，致使困窘败亡。边地官员无他才，唯求添兵，不顾国家财政匮乏，滥招冗员。恳请陛下严令禁招，选将良将，训旧兵，以御四夷。灾区不可妄招饥民，应给与救济，俟经济复苏，百业重振，则国安民乐。”——《续资治通鉴》

司马光的方案直击病灶，相较王安石繁琐的“保甲法”，既不扰民也不加重负担，实施起来简单且务实。若能贯彻执行，军费开支必能大幅控制，随着老兵自然淘汰，军费还将进一步减少。

治平三年五月，宋英宗颁诏，命河北、陕西兵马总管加强士兵训练，严禁利用军队谋私利，并驳回前线将领的增兵请求，认为当前兵员已足够。

五月乙丑，诏书载：“河北三十万战兵，陕西四十五万战兵及义勇，命本路总管加强训练，不得妄用。”朝廷以兵力充足为由，拒绝增加兵员。——《续资治通鉴》

可见，经过多方讨论，英宗及其朝廷高层接受了司马光的提议，意识到兵员膨胀问题，及时按下“刹车”，并督促加强训练以提升战力。

由此可见，早在宋神宗即位之前的治平年间，北宋温和派官僚便开始了对军事弊端的反思和积极自救，并付诸实际行动。

更令我惊讶的是，那些经常被批评“将西北土地拱手让给西夏”的司马光，实际上也有恢复汉唐边疆的宏图雄心。但他的出兵条件严苛，必须“修明政事、公私富足、兵精马壮”三大前提俱备，否则无论是对契丹还是西夏，都主张稳健经营、避战图强。

无论是“冗兵”还是“冗官”，背后都是财政紧张的症结所在。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和首要目标，正是“敛财”，在“不加重百姓赋税”的前提下开辟新的收入渠道，缓解国库压力。

“青苗法”“免役法”等新政设计巧妙，甚至其“贷款”思想在当时颇具前瞻性，然而问题在于这些政策短期内密集施行，基层执行难度极大，理想虽美，实操却常常混乱。

关于增加财政收入，苏辙曾于熙宁二年上奏宋神宗，认为“财政富裕的关键不在增加税收，而在减少各项开支浪费；应当裁撤闲散无用的冗官和兵丁，杜绝滥封滥赏。”

他说：“所谓丰财者，不是多收钱财，而是去除害财之弊。”

在苏辙看来，当时北宋财政尚未恶劣到必须推倒重建，只需修剪枝叶，节约开支即可，而非大动干戈搞激进变革。

时任三司使韩绛曾向宋神宗报告称“百年积蓄，惟存空簿”，此语常被引用以说明神宗初年财政拮据和王安石变法的必要性，甚至在易中天的著作中亦如此。

但据我查考史料，韩绛在说出“百年积蓄，惟存空簿”两个月后，又奏称京城粮仓积米足够食用五年，甚至底层谷物几近腐烂。

丁卯日，三司奏闻：“京城粳米足支五年以上，恐久陈腐坏，欲令发运司减少供给额，调整市场价格，分配给三路以备军需。”——《续资治通鉴》

这并非韩绛自相矛盾，前者指的是金银绢帛空虚，后者指粮食充裕，二者并不冲突。换言之，北宋财政虽有压力，但危机尚未至于无法承受，这也是温和派官员在应对财政紧张时，反复强调“省吃俭用、缩减赏赐”，而无须采取激烈措施的底气所在。

尽管金帛所剩无几，粮食却丰富，朝廷若能节省开支，财政危机便可缓解，无需伤筋动骨的大刀阔斧改革。

那么温和派“节省财政”的主张实际执行得如何呢？

他们首先主动拒绝朝廷的赏赐，甘愿为国减轻负担。例如仁宗去世后，英宗照惯例将前朝遗物赏赐群臣，司马光却将所得珍珠上缴谏院，作为公用资金。

随后，温和派集体倡议取消祭天大礼后官员们的巨额赏赐，意图将此举成为常态节制开支。

这事发生于熙宁元年，由曾公亮等人提议取消祭礼赏赐，却遭王安石断然拒绝。司马光甚至与王安石当庭激辩，王安石提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名言，司马光则坚决反驳此说不现实。

激烈争论后，仍以王安石获胜告终，祭祀赏赐未曾减少。

温和派的节俭努力失败了。

“冗官”问题尤为棘手，涉及地主阶级利益核心。仁宗时范仲淹严抓官员考核，便被污蔑结党，庆历新政匆促结束，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均遭贬黜。

敢直言裁撤冗官，尤其宗室官员的极少，历朝历代都是凤毛麟角，这不仅与官僚士族势力作对，更是挑战强大的皇亲国戚利益。

然而英宗时，有人敢于直言北宋“宗室授官过度”之弊。

治平元年，吴奎在廷议中直言不讳：“以往宗室仅授殿直、侍卫等小官，今朝廷却过分放纵，必须裁减限制，以保朝廷长治久安。”

吴奎是王安石上台前的重要反对者，也曾任副宰相，从这番话可见其胆识和远见。

后来，王安石得神宗宠信，温和派官员多被外放，难再施展抱负。

显然，温和派对裁撤冗官态度坚定，绝非名义上的“温和”。

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制》中描述王安石一生：“几年之间，焕然变天下之俗。”

短短数年间，王安石率领新锐官僚，抛弃旧制，不惧争议，排挤异己，使北宋政治风气大变。苏轼虽未明示此变褒贬，但当年他本人亦反对新法。

无论如何，王安石两度执政期间，政坛争议激烈，宽容开放之风不再，章惇之后尤甚，政治逐渐黑暗。金军南侵时，朝中官僚因长期内斗，丧失了自主献策能力，只能机械执行命令，国家陷入被动。

经过反复钻研，我更愿相信，若当初采纳温和派官员的自救建议，北宋中后期政局不至如此混乱。他们的方案简明实用，或许比王安石的变法更符合实际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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