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五四运动后，由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提高，由于马列主义的介绍、研究与宣传的相当普遍，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先导，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思想准备与国际声援等客观与主观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中共一大纪念馆内的一大代表群体铜像。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派了魏金斯基（他的夫人同行）来到北京。

据他说，东方局曾接到海参崴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过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所以派他到中国来看看（他曾经在美国做工多年，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到北京以后，首先访问了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许多进步人士，举行过几次座谈会，许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因为苏俄政府第一次对中国的宣言（即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刚传到中国，中国很多社会团体都表示热烈欢迎，所以一听到苏俄人来到北京，大家感到特别高兴。魏金斯基在几次座谈会上，报告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外政策。当时李大钊同志等对于这位好朋友，很诚恳地和他交换意见，至于那些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带着好奇心，参加了一两次座谈，以后和他也疏远了。和他经常接触的还有张太雷（因为他懂英文）、杨明斋（华侨，因为他在俄国东方大学读过书，懂俄文）两人。

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魏金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还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魏金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俄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魏金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上海参加发起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陈望道（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俞秀松、施存统（参加后去日本留学，现属民建）、沈玄庐（第二年退出）、李达等。当时还曾起草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

这个组织发起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当时在全国各地发起组织共产党的有：在北京的李大钊、张太雷、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等人；在武汉的陈潭秋、董必武、包惠僧等人（李汉俊本人也去到武汉）；在广东的谭平山、陈公博、陈达材等人；在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东京的施存统、周佛海等人；在湖南由毛泽东负责；另函约巴黎的朋友在巴黎组织。邵力子、沈雁冰是在党发起以后才加入的（以后又都退出了）。截至1921年6月，共有8个中国共产党小组，巴黎小组与国内各小组当时联系很欠缺。

成立共产党的会议是在《新青年》杂志社内召开的。在会上大家提供的工人运动的材料很少，第三国际的宣言和决议案在这次会议上也出现了。当时党的上海小组的工作分两部分：一是宣传工作，一是工运工作。宣传方面，决定把《新青年》作为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从8卷1号开始。另行出版《共产党》月刊（报纸16开本，约32面），作为秘密宣传刊物。1920年11月间出了创刊号，这刊物的内容主要是刊登第三国际和苏俄的消息、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至于工运方面，在上海杨树浦组织了一个机器工会，由李中主持；此外还在上海小沙渡路筹组纺织工会，但未组成。

▲《新青年》杂志第8卷第1号

党的上海发起组，推陈独秀做书记。另外还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因为当时有许多青年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找《新青年》社想办法，所以上海共产党组织就把他们组织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的团部设在华龙路渔阳里六号，两层两底的房子里，挂了“外国语学校”的招牌，团员有20余人，由魏金斯基夫人教授俄文，团务由俞秀松主持。除上海外，北京、武汉、长沙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做大元帅。11月，他邀约陈独秀去广州做教育厅长。陈把书记的职务交由李汉俊担任，《新青年》也交他和陈望道主编，我负责编《共产党》月刊，这份杂志的稿子主要由《新青年》社供给。12月间，魏金斯基回到苏俄去了。当时党的工作经费，每月仅需大洋二百元，大家却无力负担，因为当时在上海的党员大都没有职业，不能挣钱，搞工人运动没有钱不成。《新青年》社在法租界大马路开了一家“新青年书社”，生意很好。李汉俊向陈独秀写信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按月支二百元做党的经费，陈独秀没有答应。还有陈独秀临去广州时，曾对李汉俊约定，《新青年》每编出一期，即付编辑费一百元。后来李汉俊未能按月编出，该社即不给编辑费，因此李汉俊认定陈独秀私有欲太重，大不满意。这是他两人之间的冲突的起源。这时候党的经费是由在上海的党员卖文章维持的。往后因为经费困难，《共产党》月刊就中止了。

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他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从广州来信责备我一顿，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从此以后，陈独秀和李汉俊两人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我觉得党刚才发起就闹起分裂来，太不像话，只得调停于两者之间，要大家加强团结。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并连书记也不做了，《新青年》也停刊不编了。他就把党的名册和一些文件移交于我，要我担任书记。我为了党的团结，只好接受了。李汉俊原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看了考茨基的书才转变过来。他很想做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去宣传无产阶级的政见。他的本性原是一个热衷于利禄的人，所以在党的成立大会开过以后，就跑到国民党去了。

1921年6月中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克尔斯基（俄国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

来源：曲青山 柴方国主编《中国共产党100年口述史》，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作者李达（1890—1966），中共一、二、三、八大代表，曾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等职；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