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富鹏，男，河南柘城人。200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韶关学院文学院教授、副院长，现为广州大典研究中心教授，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主要著作有《岭南三大家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红楼梦>人物性别角色研究》（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屈大均与明末清初岭南诗派》（中华书局2023年版）。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课题多项，参与学术编著多部。

撰作一部通史或断代史，是古代许多文人的梦想，屈大均也不例外。屈大均有志著史，有志以孔子著《春秋》之笔书写明史，既直录史实，客观叙述，同时又以前明遗民的视角选择史实，寓含褒贬。他二十来岁时就开始撰写的纪传体史书《皇明四朝成仁录》，即是其作为史家对当代历史的叙述。受其经历和占有资料的影响，屈大均的明史书写一开始即从岭南丁亥之役开始，《成仁录》所记史实也以岭南为多。屈大均是一位史家、文献学家，更是以诗文著称的诗人。他“以诗为史”，用大量的诗文记述了明清鼎革之际的所见所闻所感，这也是其明史书写的一部分。其明史书写既有最基本的历史轮廓，也有真切的历史细节；有对历史的客观叙述，也有个人化的心灵书写。

一、 “笔削吾何倦，

《春秋》以没身”

《皇明四朝成仁录》是他极为看重的“屈沱五书”之一。《翁山文外自序》云：“予所著有《翁山易外》《广东新语》《有明四朝成仁录》《翁山文外》《诗外》，凡五种，号曰《屈沱五书》。”[2]在翁山的所有著述当中，《成仁录》不但耗时最长，而且最终也未能完成。从二十来岁开始撰写，翁山花费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最终却带着莫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三十来岁的屈大均游江南，持觉浪道盛和尚书拜访了文坛领袖钱谦益，并谈及已开始撰写的《成仁录》。其后，他还写到钱氏的赞赏：“爱予初命笔，交广有春秋。”[3]后来在与顾炎武的诗中，他用互文之笔再次提及。其《送宁人先生之云中兼柬曹侍郎》云：“雕虫篆刻虽无用，一字褒讥臣子恐。君追孔氏著麟书，我学三闾持橘颂。”[4]三藩之乱平定后，清朝的统治已经稳固。康熙十八年(1679)翁山避地金陵，感到此时正是迫切需要修史的时候。其《题周梨庄戴笠图》诗云：“董狐有志我未逮，三百年中谁记载？汉史应须属紫阳，元人岂解尊昭代！清溪水阁闲相期，笔削相将乘此时。”[5]透露出翁山修史的迫切感。著作史书是一件极其繁重的工作，翁山不敢懈怠。其《编史作》云：“笔削吾何倦，《春秋》以没身。诸侯多史记，采取托何人？”[6]决心以著史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尤其到了晚年，翁山更有时不我待的心理，甚至为著史而无心吟诗作赋。“年来辞赋已无心，早岁《春秋》元有志。书法只今在草野，一部《成仁》吾《史记》。上师尼父下紫阳，空名不敢遗天王。”[7]崇祯、弘光、隆武、永历四朝数百位死节之士的传记，耗尽了他毕生精力。临终诗云：“所恨《成仁》书，未曾终撰述。呜呼忠义公，精神同泯沕。”[8] 翁山通过诗句多次以《成仁录》与孔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相类比，可见此书在翁山心中的重要程度。

屈大均像

《春秋》《史记》是天下史、是中华文化的经典，非圣人、大儒不能作。翁山云：“《春秋》者，周之大典，乃周公之所制作……夫正月而书之曰王，礼莫大焉，以为周礼在鲁，是则周史亦在鲁矣。是则《春秋》为天子之史，非诸侯之史；为天下之史，非一国之史明矣。”[9]翁山虽为在野遗民，却是有道君子，非如忠孝不得其正的公卿大夫。

仿孔子作《春秋》，翁山著《成仁录》不仅是为殉国烈士的壮举所激励，亦因有感于当时一些人忠孝不得其正。其《诗义序》云：“予尝为《诗义》一书，纯以《春秋》为言，以为今之世，匪惟《诗》亡，而《春秋》亦亡。夫子之所通焉者，至是而大穷，其义遂不能行于天下。举世之所谓公卿大夫者，皆不可以王之风、王之正月，为夫子所大书特书者与之言。嗟夫，《诗》者，事父事君之具也。不知王之所以为王，则何以事其君父，将忠于其所不当忠，孝于其所不当孝，忠与孝至是而不得其正，徒为名教之罪人而已矣。”[10]永历帝虽然退往岭南、云南，但翁山认为他们皆朱明正统，可惜一些人背弃正统，投靠“满夷”，“徒为名教之罪人”。他要学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阐明《诗经》《春秋》之大义，“《春秋》之后有《纲目》，有如日月光相逐。月光元自日光来，紫阳一日三膏沐。地义天经总在兹，温公书法不曾知。背秦岂合诬周赧，篡汉那堪奖魏丕。昭烈一隅元正统，武侯六出本王师……年来辞赋已无心，早岁《春秋》元有志。书法只今在草野，一部《成仁》吾《史记》。上师尼父下紫阳，空名不敢遗天王。”[11]朱子作《纲目》为天下定正统，翁山这首诗也明确了《成仁录》同样的目的。尤其此书第六卷之后对弘光、隆武、永历三朝三百五十多位死节之士事迹的详细记述，事实上即起到了为南明争正统的意义。

康熙十八年(1679)，李因笃应征清廷“鸿博”，翁山在《有怀富平李孔德》诗中又表达了这一思想：“闻道征修史，《春秋》义未申。温公元晋胄，景略本秦人。草野存遗直，华夷有大伦。”[12]翁山不但对昔日好友出仕新朝颇有微词，而且也表达了对清修《明史》的不信任。他认为身在庙堂之人难以申明《春秋》大义，只有伏处草野的有道遗民才能秉笔直书，保存历史真相。其《舂山草堂感怀》诗云：“慷慨干戈里，文章任杀身。尊周存信史，讨贼托词人。”[13]“存信史”“任杀身”，这岂是普通人能为之事？翁山以在野遗民之身，继承古代史官的精神，自觉担当秉笔直书的重任。

二、岭南丁亥之役

与《皇明四朝成仁录》的写作

顺治三年丙戌(1646)十一月，南明桂王即帝位于广东肇庆，是为永历帝。十二月清军破广州，永历帝西走，清军穷追不舍。顺治四年丁亥(1647)，即永历元年二月，陈邦彦为牵制清军西进，起兵高明山中，使生员马应房以水军先攻顺德，约大学士陈子壮起兵南海，侍郞张家玉起兵东莞，参政黄公辅起兵新会，互为犄角。时不满十八岁的屈大均从其师陈邦彦起兵，独率一支军与陈子壮合兵攻广州，不下。[14]邦彦转战三水、新会、高明等，一月十余捷。邦彦应卫指挥使白尝灿之邀，合兵守清远县，被围十日。九月，李成栋率清军挖地道至城下，引爆火药，城破，邦彦率军巷战，项被三刃，被执，被磔于广州。翁山于夜收拾邦彦尸骸，囊之而归。邦彦起兵不久，其家人被难，几遭灭门，仅其长子恭尹得脱。张家玉、陈子壮等也先后殉国。[15]

《皇明四朝成仁录》概述图

岭南丁亥之役是惨烈的，岭南士人的表现可歌可泣。起义虽然失败，但其作战于东，收效于西的目的达到了。此后不久，翁山就开始了此役中有关殉国烈士传的写作。有人认为“在顺治五年至七年之间，大均二十岁前后，已经着手此书的撰写工作”[16]。翁山《秋夜恭怀先业师赠兵部尚书岩野陈先生并寄恭尹》一诗即作于顺治五年，《顺德起义给事陈公传》也写成于这一时期。顺治七年(1650)，陈恭尹为其父刊刻《陈岩野先生集》，即录翁山所作《陈公传》置于卷前。朱希祖云：“永历刻本《陈岩野先生集》八卷，《附录》三卷，南明陈邦彦撰，其子恭尹编。文四卷，诗四卷。附录一：恭尹撰《先府君岩野陈公行状》，薛始亨撰《陈岩野先生传》，屈大均撰《顺德起义给事·陈公传》，注云：载《四朝成仁录》……得此本，狂喜竟日。”[17]汪宗衍云：“卷前一：恭尹撰《先府君岩野陈公行状》、薛始亨撰《陈岩野先生传》、屈大均《顺德起义给事陈公传》，注云：‘载《四明成仁录》’。”[18]此“四明”当为“四朝”之误。这两则材料皆说明此时翁山已经开始了《成仁录》的撰写。此时翁山虽然已有撰述这部史书的宏大构想，但这一时期翁山所撰应该主要是岭南丁亥之役及其前后岭南殉国烈士的传记。顺治七年庚寅(1650)十一月，清军再次攻陷广州。这年冬翁山于海云寺礼函昰为僧，法名今种，字一灵；顺治十年癸巳(1653)，屈大均入庐山；十二年乙未，在粤中罗浮；十三年丙申，空隐(名道独，字宗宝，函昰之师)住广州海幢寺，选翁山为侍者；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春，翁山逾岭北上，赴沈阳寻访函可禅师。从顺治七年到顺治十五年这一段时间，翁山学禅学玄，除了一次去庐山、一次校勘憨山德清和尚《梦游全集》之外，都相对比较清闲。在学禅之余，这一时期应该写成了岭南丁亥之役及其前后岭南殉国烈士的部分传记，其他地区的殉国烈士可能尚未来得及撰写，故其诗云：“爱予初命笔，交广有春秋。”《交广春秋》为汉代岭南人王范所撰。“南海王范搜罗典故，为《交广春秋》，史称其事赡词密，谓交广之有纪载，自范始。”[19]汪宗衍也认为“交广春秋”盖指“《成仁录》中《前后广州死难诸臣传》(日本静嘉文库藏本作《前后广州殉难录》)及《南海、顺德、东莞起义诸臣传》。”[20]顺治十六年八月，翁山应张琳之请，为其兄张家玉撰《行状》。此《状》首叙写作缘由：“公季弟琳请余为状，余询诸公门生故将曾随鞭弭者，一一书之，与《四朝成仁录》互有详略，各从文之体制云尔。”[21]这则材料也证明此前《成仁录》卷十的《东莞起义大臣传》等已经写成。

由此看来，翁山的明史书写和《成仁录》的最初构思和结撰都起始于明末发生在岭南的那场丁亥之役。不但如此，《成仁录》中有关岭南的书写，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所占篇幅也比较大。全书共十二卷，写及岭南的就有六卷，所记涉及明末清初岭南二十多年的干戈之事。其目如下：

卷四：崇祯朝，《韶州死事传》；《西宁死事传》。

卷八：隆武朝，《广东州县起义传》。

卷九：隆武朝，《赣州死事传 黎遂球……》；《前广州死难诸臣传》。

卷十：永历朝，《顺德起义臣传》；《东莞起义大臣传》；《南海起义大臣传》；《定安死事传》；《封川死事传》。

卷十一：永历朝，《反正诸勋死事传》；《后广州死事诸臣传》；《广东死事四侯传》。

卷十二：《广东死事三将军传》。

翁山以所历所闻记人述事，故能委曲详尽，也从另一角度补正了清朝官方记载有意无意忽略的历史，较为详实地保存了明末至康熙初年岭南地区二十多年真实的历史。“我粤忠义之士，一盛于宋，再盛于明，事虽不成，亦足以折强敌之气，而伸华夏之威……事不必成，功不必就，而已可传不朽矣！是故，凡起兵者，得死其所，我皆著之于篇。”[22]“与大多数注重宣传清初东南沿海抗清斗争的南明史撰述相比，大均作为岭南学者，所著《皇明四朝成仁录》，颇注重收集和整理清初广东、广西、海南沿海地区的抗清斗争事迹。这是同时期其他南明史撰述无法具有的突出特点。”[23]

翁山《成仁录》的写作并不顺利，欲成一国之史，对于一位身处草野的遗民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相关资料的搜集非常困难，不但因为以一人之力不能遍检天下，而且更因记录此类事情、保存相关资料有可能危及性命。记录此类事情在清初论罪当死。顺治二年函可因记录清军进入南京之事，即被拷几死。翁山奔走天下二十年，不止一次向人谈起撰写此书的计划，并四处搜集相关资料。顺治十八年，翁山漫游吴越已有三年之久，所事无成，欲南归省母。临别王亹将自己久藏笥中的袁崇焕疏稿及他人讼冤诸疏赠予翁山，希望他为“国史之采择”“采入《大司马列传》”。[24]

翁山从早年着手撰写此书，“至晚年则为之尤力”[25]，但并未最终完成。“其《成仁录》表章尽节诸臣，尤有裨世教，惜未大成，仅有稿本藏于家，将就泯灭矣。”[26]他去世后，此书以抄本流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前，公私藏本多达十多种，卷数多寡不等，多为抄本。民国三十六年叶恭绰集“吴县叶调生廷琯写本十四卷”，与“吴县张叔鹏炳翔重编本十五卷，番禺邬伯坚庆时重编本十二卷，番禺徐信符传钞本三册，新阳陈凤藻刊本一册，历史语言研究所钞本二册，南京国学图书馆钞本三册”，共七家刊抄本，后在陈乐素的帮助下编成十二卷的大著作刊印。[27]此书虽然没有最终完成，但经过叶恭绰的整理编订，大体来说，其整体结构还是完整的。此书记事起于崇祯二年，迄于南明永历十六年，即康熙元年壬寅(1662)。是年四月十五日，吴三桂在昆明郊外以弓弦缢杀永历帝。尽管此后台湾郑氏仍然以永历年号纪年，明正朔未绝，但记事至此也基本完整了。

《成仁录》合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而为一，是翁山以亲历之人的见闻写成的当代史，历来受史家重视。嘉、道年间，阮元重修《广东通志》，有关人物传记就曾取材于此书。谢国桢说：“翁山为明季遗民，蓄志恢复，穷究博讨明季爱国志士抗清事迹，所以发潜彰幽，藉以激励名节……搜辑之勤，裒存史料之多，在明季稗乘中，要无出其右者。徐秉义明季忠烈纪实，记载虽博，然尚不如此书之详审也。”[28]“若从清代整个南明史撰述体系来讲，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之作，远在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温睿临《南疆逸史》之前，是清初明遗民率先将片段式的、零碎化的南明史记载熔铸为综合性南明史撰述的重要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前期南明史撰述的走向问题。”[29]

《成仁录》以时间为经，以地域为纬，再以地系人，仿《史记》体例有传有赞。除了其史学价值之外，还有着较高的文学和文体学价值。卷十二《广东死事三将军传》写王兴自焚一节：“十一年，境内荐饥，(王)兴散粮储以赈……久之，城中食尽，兴令兵民散出就食。时升米二千钱，鼠一钱百，人虽饥羸，无有异者。兴私谓其弟曰：‘城可恃而食不支，天也。我终不降，弟善抚诸孤以续先祀，我死且不朽。’乃密斲大棺一具藏之。十二年八月，城将陷，(尚)可喜使使来招。望日，兴令将士登陴严守，自与妻张氏朝服及诸妾北拜谢恩，置酒相诀。张氏与妾十五人皆缢死，兴举火自焚。比晓，敌人入视，兴与妻妾十七人骸骨皑然，乃取所斲大棺合殓之。时兴年四十五。”[30]这段文字对王兴自焚的前后交待甚详，写出了王兴慷慨悲壮的结局。许多记载死难志士的传记都写得既委曲备至，又慷慨豪迈。改定《顺德起义臣传》后翁山写道：“大均向受业于公，后死之责未知能无愧于四君与否！噫嘻！今亦老矣！尝为《哀辞》一篇以吊公，比于宋玉之《招魂》，盖亦弟子之谊云。”[31]翁山撰写此书饱含感情。

《广东新语》书影

翁山的《永历遗臣录》与《成仁录》显然是相互支撑和补充的关系，因失传，不赘。翁山有关明史的书写，除这两部史书之外，《诗外》《文外》《文钞》乃至《广东新语》中也有不少。特别是《文外》《文钞》中一些叙事作品更是如此。大量作品叙及不仕满清的遗民和坚守志节的烈女，这些作品从另外一个角度弥补了《成仁录》因体例之限所未及之处。《翁山文外》第三卷之《锡眵传》，其中表达的遗民之恨非常激烈：“锡眵性多言，每谈先朝遗事，扼腕弥日。遭乱感愤，闻雷震，辄叹息曰：‘雷、雷，何不向广州击平南王，而在此轰轰耶？若平南王不可击，请击锡眵。锡眵有目，诚不忍见此世界也！’”[32]锡眵言辞之激烈无以复加，其恨之深至于自毁。

翁山《文外》《文钞》记述了大量的烈女烈妇，其用意无需赘述。其《福州府烈女烈妇传序》云：“《春秋》者，《烈女传》之祖也……《烈女传》之有年表，自高子始。予顷者修《广州府志》，亦于烈女三致意，将仿高子，亦分为《广州府烈女烈妇传》一书，亦为年表，以与高子并行。”[33]

除了直接记述遗民、烈士和烈女的事迹之外，翁山还编辑了明遗民诗选《麦薇集》十卷。《麦薇集序》云：“尝博观昭代，始自崇祯之季，至于万历（当为‘永历’，康熙三十四年刻本《翁山文钞》作‘长历’，盖因文字之忌改‘永’为‘长’）之年，为朝者四，为世者一，其间已仕未仕而为逸民者，隐忍不死者，实繁其人。其身既系乎纲常，其言复合于《风》《雅》，吾谨采之，编为一书，名曰《麦薇集》……集凡十卷，以明人始，亦以明人终。”[34]《成仁录》存明末四朝志节之士，《麦薇集》录明末四朝志节之文，其相辅而行的用意非常明显。《麦薇集》可以说是翁山对明末历史的另一种书写。

遗民、烈士和烈女是翁山关注的明末变乱中的主要对象。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叙述，传达了他对明末历史的理解。甘京《翁山文外题辞》云：“传记碑表，惟忠节幽微之人，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此翁山文所以可传也。”[35]

三、袁崇焕不入《成仁录》

如前所述，《成仁录》对岭南英烈记载尤详，但在抗击清军的过程中连续取得重大战果、最后死于王事的岭南人袁崇焕，却未能成为这部当代史的传主之一。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镇守辽东时先后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崇祯元年为蓟辽总督；二年，击退皇太极，解京师之围；十二月下狱。“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36]袁崇焕被冤杀，缘于崇祯二年护卫京师之战。叙事始于崇祯二年(1629)《畿辅死事传》的《成仁录》，于情于理于事应该在首卷即为袁崇焕立传。以袁崇焕的影响和在他明清鼎革过程的关键作用而言，不在首卷最显耀处为之立传即不应该，但《成仁录》没有袁督师传，翁山仅在首卷其他人的传记中略略提及而已，《翁山文外》《翁山文钞》也没有叙述袁崇焕事迹的专文。

袁崇焕之事，翁山非常熟悉。数十年之后，人人皆知崇焕之冤，难道翁山不清楚吗？况且南明隆武帝时，崇焕之冤已经洗雪，卒得服爵赐葬。难道翁山对袁督师抱有特别的成见？《成仁录》虽为未竟之书，但也基本完成，翁山也不至于在掌握大量资料的情况下，终其一生抽不出一点时间为鼎革之际的关键人物、他所敬仰的袁督师写一短文。

袁崇焕像

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春，翁山逾岭北上，东出榆关，吊袁崇焕废垒，作《吊袁督师》。诗云：“袁公忠义在，堪比望诸君。百战肌肤尽，三年训练勤。凉州无大马，皮岛有骄军。一片愚臣恨，长悬紫塞云。”[37]翁山从数千里外的广东来至山海关外，面对着明清鼎革过程中的关键人物、自己的同乡袁督师曾经驻守的废垒，其内心五味杂陈。“忠义在”“肌肤尽”“愚臣恨”，说明他非常清楚崇焕之冤。其后想起被冤杀的袁督师又一气作《再吊袁督师》五首，有云：“计拙遗(当为‘遭’)谗小，身歼快寇仇。长城从此坏，权相欲何求。”“载读愚忠纪，凄然泪数行。为秦诛李牧，救魏少冯唐。”“劳臣遭反间，蠢尔善愚人……一自钃镂赐，无人更致身。”[38]诗不仅怒斥权奸，而且也指出了冤杀袁督师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从这几首诗，还可以看出翁山对袁崇焕是饱含深情的。翁山不但一吊、再吊袁督师，而且还在《广东文选》中选录了袁崇焕的诗。《广东文选》卷三十三选有袁崇焕《南还别陈翼所总戎》二首。其一“功名劳十载，心迹渐多违。忍说还山是，难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数卷封章外，依然旧日归。”其二“慷慨同仇日，间关百战时。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麋鹿还山便，麒麟绘阁宜。去留都莫讶，秋草正离离。”[39]翁山所选这两首诗也与其督师辽东有关。

翁山不但对袁崇焕之事非常清楚，而且还掌握了大量有关的资料。蔡均，字平叔,广东东莞人，翁山姻家。翁山次女“明泾，适东莞城蔡鋈。”[40]蔡鋈，为蔡均之子。蔡均曾将袁崇焕存留在东莞的遗诗编为《率性堂诗集》。他又搜集本地诗作，编成《东莞诗集》四十卷。翁山序曰“寓其大书特书之微旨，斯亦有功于纲目”。[41]《东莞诗集》收有《袁崇焕》及其他有关辽东战事的诗。蔡均编《东莞诗集》在乾隆年间曾遭禁毁，“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六月十四日奏准”浙江省第十四批次奏缴书目：“《东莞诗集刊本》，明蔡均辑。不全。内有《东事诗》《塞外曲》《袁崇焕》等篇，语多触碍。”[42]由此可以肯定蔡均和翁山对袁崇焕的事迹都非常清楚。翁山《赠蔡平叔姻家》诗原注云：“平叔为九峰先生沈之后，所居东莞白市,近撰《东莞诗集》，表章本朝先辈，值其第五子周晬日,故及之。”[43]蔡均和翁山作为同声相求的朋友和儿女亲家，他们在一起不可能不交流谈论袁崇焕这样一位人物的事迹，翁山如果想从蔡均那里得到有关袁崇焕的资料显然非常容易。

一些信息证明翁山还掌握着袁崇焕的其他资料。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冬，翁山谒禹陵，馆于王亹家。《王子安先生哀辞》序云：“庚子之冬，予谒禹陵于会稽，有王子安先生者，延予馆其家。时先生年七十有四，予三十有一。”[44]二人虽然年龄悬殊，却为至交。王亹，字予安或作子安，山阴人，崇祯举人，为诸生时尝客袁崇焕幕中。工诗，有《匪石堂诗》三十二卷。或曰：“王予表字予安, 别署菌阁主人”。[45] 或曰：“王亹，字子安，别号遁纳，会稽人，明亡为僧”，为“云门十子”之一。[46] 与陈洪绶、祁豸佳、董玚、王雨谦、王作霖、鲁集、罗坤、赵甸、张逊庵合称“云门十才子”。[47]王亹与粤人黎遂球、梁稷友善。黎遂球《莲须阁集》卷四有《送王予安还越兼怀梁非馨》诗。黎遂球是翁山敬仰的先贤，在《黎太仆公影堂记》等作品中表达了对他的仰慕。梁稷，字非馨，南海人，为袁崇焕幕僚。崇焕死，入南京何乔远幕。曾疏白崇焕之冤。南都破，梁稷入闽，以荐官主政，遂上疏为崇焕申冤，崇焕终得服爵赐葬。后归里。[48]顺治十八年，缅甸人执永历帝献于吴三桂，南明的抗清活动基本消歇。翁山怅然欲归，以诗留别王亹等人，《将归东粤省母留别王二丈亹、祁四丈骏佳》诗云：“磨剑未屠龙，弯弓未射虎。郁抑英雄姿，念我有慈母。白云东去复西飞，万里罗浮今又归。”[49] 除此之外，翁山还有《别王二丈予安》诗：“圣贤耻独善，所贵匡时艰。太阿苟不割，蛟龙将波澜。箧中有《阴符》，吾生焉得闲？平沙利马足，惊飙宜鹰翰。遥遥万里心，慷慨入长安。”[50] 翁山再次向至交吐露了其平生的志向。临别，王亹以所藏袁崇焕疏稿及余大成(集生)、程本直(更生)讼冤诸疏稿授翁山，嘱之采入袁督师传中。谓翁山曰：“子之乡有大司马袁公崇焕者，方其督师蓟辽，予以诸生居幕下。其为国之忠勤，予独知之。其不得死于封疆，而死于门户，天下人更未必知之也。自大司马死而辽事遂不可为，吾三十年以来，每一念至，未尝不痛心切齿于当日之权奸也。大司马无子，其疏稿及余集生、程更生讼冤诸疏，予藏之笥中久矣，今将授子，以为他日国史之采择其可乎？”“临别，嘻吁呜咽，复执予手曰：‘曩当丧乱时，予不能死，不惟有愧于吾乡九公，且无以见袁大司马。使大司马被逮时，予以一死明其冤，以十口保之，天怒或回，使大司马得立功自赎，则辽事庶几可为，而吾乃薾弱不能，郁郁至今，悔之无及。惟斯疏草子其采入《大司马列传》，使后世获知其忠，亦吾所以下报大司马也。’予拜，先生亦拜。”[51] 这段话透露出了王亹未能以身家性命为袁崇焕鸣冤的悔恨，也透露了他对翁山的殷切期望。崇焕被冤杀于崇祯三年八月，此至正好三十年。七十多岁的老人郑重拜求刚满三十岁的年轻人，这一场景是何等的感人！可以相信翁山至死都不会忘记。余大成，字集生，应天人。万历丙午举人，丁未进士，累迁太仆寺卿。程本直，字更生，布衣，袁崇焕被杀，诣阙上疏，愿与俱死，著《白冤疏》《漩声》。康熙七年戊申(1668)，翁山远在西北边地，闻王亹辞世，作《王予安哀辞 有序》，回忆他与王亹相识交游的情况并恸陈其哀：“念平生之欢好兮，忽契阔于北邙。临岐路而涕流兮，勉以求仁之遑遑。今踯躅于寒边兮，迷不知父母之遗乡。悲耆旧之凋零兮，与穉小而同行。魂营营于会稽兮，仿佛先生之容光。为长歌以追吊兮，庶鉴格于穷荒。”[52] 其中深情可读而得之。王亹去世十几年后，翁山对这位长自己四十多岁的朋友仍念念不忘。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张杉欲自岭南返越州，翁山作《送张南士返越州因感旧游有作》十三首。其中第四首专咏王亹：“云门一老(王亹)未龙钟，七十能登秦望峰。一代遗民在禅寂，袈裟空挂六陵松。”[53]

由蔡均和王亹与翁山的交往，我们可以肯定翁山事实上掌握了大量的记述袁崇焕的资料。翁山不为崇焕立传，不但有违自己对他的感情和《成仁录》的体例，而且也严重辜负了至交王亹的重托。翁山自云“予则有愧于先生焉”[54]。翁山是不是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压力不便为之立传呢？梁稷“及崇焕以孤忠见法，稷悲愤欲蹈海死事，然思白其冤，姑少全。自以无家室妻子，只身怏怏不乐，归，遂留寓金陵。时晋江何乔远主南都社事，一时词人号为极盛……稷厕其间……未几，复入都，匿遂球寓，不敢出见客，尝与遂球共被，遂球责之，稷但流涕不言。会予安举于乡，公车北上，与稷时私去相语，予安后为遂球言塞上事，遂球乃深服稷，故出都时，赠别稷诗有‘勉矣千秋事，毋为达者嗔’语……及南都破，稷间关入闽，唐王时，以荐官主政……稷因之遂上疏白崇焕冤，卒得服爵赐葬。”[55]崇祯一朝其冤未雪，从梁稷的隐忍，可知当时谈论崇焕事应当有政治正确的压力。不过，南明隆武帝时，其冤已雪，至翁山晚年，已经入清半个多世纪。显然所谓的政治压力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翁山不为之立传，到底为何呢？　

《成仁录》以时间为经，以地域为纬，以地系人，叙事始于崇祯二年(1629)之《畿辅死事传》，迄于永历末年死于国事之人。崇焕恰恰就是因崇祯二年护卫京师被杀的。如若为之立传，崇焕势必居是书第一卷，且为该卷最为显耀之人。《成仁录》不但纪明末之事，且寓褒贬：斥奸邪、彰忠义，臣为君隐，微言大意存焉，故钱谦益谓之“交广有《春秋》”。

在翁山笔下，崇祯皇帝勤于国事，是欲有作为的皇帝，也是史所罕见的为社稷而死的皇帝。翁山在诗作当中对崇祯皇帝常有重瞳、轩辕之比。《烈皇帝御琴歌》云：“共工怒触天寿崩，百神惊走惨无色。先皇龙战血玄黄，云中徒跣归文昌。臣寻弓剑煤山旁，泪枯参天双海棠……伏波马革裹未遂，轩辕龙髯攀不能。”[56] 《翁山诗外》七言古诗第一卷起首即为《御书歌》和长诗《烈皇帝御琴歌》。这两首诗皆为歌咏崇祯之作。将此三诗置于卷首，用意显豁。御书为“烈皇帝御书‘松风’二大字。”《御书歌》云：“先皇昔爱松风吼，时作‘松风’字如斗……日日焚香瞻圣藻，天门龙跳见天威……血泪风吹无尽时，枯枝复似海棠枝。”[57]《翁山文钞》第二卷《御琴记》载有翁山瞻拜御琴之事。“戊戌之春，草泽臣大均，北走京师，求威宗烈皇帝死社稷所在，故中官吴，指万岁山寿皇亭之铁梗海棠树下。臣大均伏拜而哭失声。吴感动，留信宿其家。臣大均辄从吴询问宫中遗事……上励精图治，后宫希所游幸……河南沦陷，秦、楚、燕、齐、三晋，戎寇交讧，上宵旰不遑，减膳撤县。”[58]顺治十五年戊戌，翁山至京师，诣万寿山，至寿皇亭之铁梗海棠树下，哭崇祯皇帝。宿故中官吴家，问宫中旧事。旋走济南，观李氏家藏翔凤御琴，并作《烈皇帝御琴歌》。多年后思犹未竟，《天崇宫词序》曰：“我威宗烈皇帝实为三代时守成之令主。其励精图治之勤，方之成康有过无不及焉况于文景，况于后代乎？而究归于亡国丧身者，天也，非人也。然国君死社稷为人伦之极则，千古无有践其言者，而一人独能之，盖天欲予以立极之名。而若使其生平犹有失德，则人未免有憾焉。赋之以令主之德，全之以成仁之节。自古无不亡之国，天以高皇帝得国之正，而使之亡，亦不失其正。”[59]这段话最好地传达了翁山对崇祯皇帝的评价。在他看来明朝的灭亡，完全归咎于朋党之祸和为臣者未能忠于国事。“嗟国祚之将移兮，而朋党之祸倡。上有君而下无臣兮，神华之统以亡。”[60]

除了现在可以看到翁山哭颂崇祯皇帝的作品之外，可能还有不少这类作品没有被保存下来。翁山《与孙无言书》云：“有《三月十九日华山哭先皇帝诗》四章，奉寄足下和焉。”[61]这是康熙五年翁山在华山所作，今不见。从我们能见到的翁山全部作品来看，他对崇祯皇帝极尽颂扬。袁崇焕之所以被冤杀，实因崇祯被欺，而且自崇祯三年被杀，崇祯一朝始终没有昭雪其冤，若为之立传将会彰显皇帝不明。为尊者讳，翁山就不得不委屈袁大司马了。若于《成仁录》第一卷《畿辅死事传》为之立传，有开宗明义之效，显然不妥。《畿辅死事传》仅述及“(满)桂与崇焕积不平”，“桂泣陈崇焕奸状。上怒，下崇焕锦衣狱”[62]，而未言及冤杀崇焕。翁山如此，真乃用心良苦。崇焕是翁山敬仰的乡贤，他的冤杀，着实让人唏嘘，但为之立传却又违背臣为君隐的原则。袁崇焕之死，真是让翁山左右为难，敬之爱之却不能述之。

朱希祖云：“翁山以目睹所亲历，而又采实事以辑之，可谓详密者矣。”[63]朱希祖的评价是准确的。如果仅从事实的角度看，不为崇焕立传，可谓大疏漏，但如果从整部书的叙事与主导思想的关系而言，却可以说此书又是严谨的。虽然现行本《成仁录》没有明确的编著凡例，但可以相信翁山此著一定有其明确的主导思想。从其现存的编著来看，翁山皆有明确的主导思想，《成仁录》作为他最看重的著作之一不可能没有。谢国桢称《成仁录》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本“前有《子目》、《凡例》”[64]。如果所言为实，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翁山撰作此书，是有统一规划和其主导思想的。不过，翁山不为崇焕立传，是否因为袁氏死于诏狱、未死疆场，于所谓的“成仁录”不太适当呢？笔者以为非也。如果出于这一考虑，他完全可以把“袁督师传”收入其《翁山文外》或《翁山文钞》之中，但《文外》《文钞》包括翁山所有的佚文，根本看不到为袁大司马所作之文。由此，可以看出，在翁山全部的写作计划当中，根本就没有为袁督师立传之意。另外，《成仁录》未载袁督师传，是否写成后遗失了呢？笔者认为，这一推测也不可能发生。《成仁录》的体例是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的结合，个人传记嵌套在专题叙事当中，而且同一个专题之中，个人传记虽然相对独立，但往往互有补充和关联。若为袁崇焕立传，其传当在卷一《畿辅死事传》之中，而且袁氏这样一个关键人物，其事、其人一定会在这一专题其他人物的传记中多次出现。事实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畿辅死事传》是完整的，而且其他人物的传记中也极少出现袁崇焕的影子，仅在满桂传中提及二人的矛盾和满桂对崇焕的诬陷。再综观翁山之文，这样的重要人物，往往不只一处写及，或以不同文体多次叙述，但袁崇焕的事迹仅在《王予安哀辞 有序》中有较多叙述，他处则难得一见。

翁山虽未遵王亹嘱托为袁督师立传，但亦未将王亹所授有关袁崇焕的疏草遗弃。“王(亹)氏殁后，大均撰《王予安先生哀辞》一文, 略记其为人, 并及王氏述袁崇焕蒙冤事。此文收入传本至稀的康熙刻本《翁山文钞》卷十中, 内中记袁氏事有为他书所未及者……袁崇焕遗文以及程、余二氏之申冤疏流传情况，往昔鲜为人道及、借大均一文传此消息, 方知伍崇曜刊本《袁督师事迹》一书所收袁氏疏草及程本直《矶声纪》、余大成《剖肝录》诸文, 必是自屈大均旧藏本所由出。”[65]

四、结语

能体现翁山明史书写的作品很多：一是作为史家所撰写的历史著作和相关的记人记事之文，如《成仁录》《永历遗臣录》和《翁山文外》《文钞》中的一些作品；一是作为置身于明末变乱中的诗人，以其所思所感创作的诗词文，如《翁山诗外》和《文外》《文钞》的部分作品；一是作为怀抱强烈的使命感和个人观念的文献学家所进行了文献编纂，如《广东新语》《麦薇集》《闾史》《论语高士传》等。他心中的明清鼎革史就隐含在他四十多部编纂和撰著当中。

翁山有志著史，亦有志以诗笔详细记述所见所闻的明末历史。《成仁录》是其作为史家对当代历史的客观叙述，《翁山诗外》《文外》《文钞》等则是他作为诗人儒者对其所历所感的明末历史的书写。其明史书写是那个时代真实的历史，也是他自己的明清鼎革史，与他人所写有同有异。其同处是明清易代之际最基本的历史轮廓，其不同之处则是更详细、更深入、更个人化的叙述和感慨。不同之处既有更真切的历史细节，也有更个人化的心灵书写。其明史书写，深细宏丰，笔者仅从其岭南遗民的角度粗略论及，更深入细致的论述，则非此文所能容纳。

(本文出自纪德君、曾大兴主编：《广府文化》（第9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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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及参考文献：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汤斌年谱长编与文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1BZW110)的阶段性成果。

[2]（清）屈大均：《翁山文外自序》，《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1页。

[3]（清）屈大均：《访钱牧斋宗伯芙蓉庄作》，《屈大均全集》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304页。

[4]（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1510页。

[5]（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129页。

[6]（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1107页。

[7]（清）屈大均：《季伟公赠我朱子纲目诗以答之》，见《屈大均全集》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1996年标点本，第187页。

[8]（清）屈大均：《临危诗》，见《屈大均全集》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110页。

[9]（清）屈大均：《春秋说》，见《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122页。

[10]（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37-38页。

[11]（清）屈大均：《季伟公赠我朱子纲目诗以答之》,见《屈大均全集》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1996年，标点本第187页。

[12]（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1996年标点本，第599页。

[13]（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1996年标点本，第286页。

[14]见《屈氏族谱》卷11，《屈大均全集》第8册，人民文学出版1996年标点本，第2114页。

[15]（清）屈大均：《顺德给事岩野陈公传》，《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1996年标点本，第444-447页。

[16]吴航：《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编纂考》，《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6月。

[17]朱希祖：《永历刻本陈岩野先生集跋》，《明季史料题跋》，中华书局2012年标点本，第83-84页。

[18]汪宗衍：《记永历刻本〈陈岩野先生集〉》，《广东图书馆学刊》1982年8月。

[19]（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屈大均全集》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291页。

[20]汪宗衍：《屈大均年谱》，《屈大均全集》第8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1880页。

[21]（清）屈大均：《文烈张公行状》，《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455-456页。

[22]（清）屈大均：《广东州县起义传》，《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789页。

[23]吴航：《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的学术价值》，《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4月。

[24]（清）屈大均：《王予安哀辞 有序》，《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419页。

[25]朱希祖：《屈大均著述考》，见《屈大均全集》第8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2143页。

[26]（清）潘耒：《广东新语序》，见《屈大均全集》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2页。

[27]叶恭绰：《屈翁山先生<皇明四朝成仁录>序》，《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495页。

[28]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标点本，第416页。

[29]吴航：《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的学术价值》，《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4月。

[30]（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906－907页。

[31]（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855页。

[32]（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109页。

[33]（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56－57页。

[34]（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281页。

[35]（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2页。

[36]（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59，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6719页。

[37]（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449页。

[38]（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460页。

[39]（清）屈大均辑，陈广恩点校：《广东文选》卷33，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标点本，第481页。

[40]见《屈氏族谱》卷11，《屈大均全集》第8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2116页。

[41]（清）屈大均：《东莞诗集序》，见《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280页。

[42]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标点本，244页。

[43]（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853页。

[44]（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418页。

[45]王贵忱：《袁崇焕画像及其疏稿》，《广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3期。

[47]黄涌泉：《陈洪绶年谱》，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标点本，第93页。

[48]（清）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标点本，第275页。

[49]（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139页。

[50]（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66页。

[51]（清）屈大均：《王予安哀辞 有序》，《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419页。

[52]（清）屈大均：《王予安哀辞 有序》，《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420页。

[53]（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1211页。

[54]（清）屈大均：《王予安哀辞 有序》，《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419页。

[55]（清）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标点本，第274-275页。

[56]（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112页。

[57]（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111页。

[58]（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300页。

[59] （清）《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0页。

[60]（清）屈大均：《王予安哀辞》，《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419页。

[61]（清）《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243页。

[62]（清）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524、525页。

[63]朱希祖：《皇明四朝成仁录补编跋》，《明季史料题跋》，中华书局2012年标点本，第73页。

[64]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标点本，第415页。

[65]王贵忱：《袁崇焕画像及其疏稿》，《广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3期。

排 版 编 辑 ： 张 新

审 核：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