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七年，正值三年一度的重要考核时期，江苏省有三位知县被评为“卓异”级别。巡抚庄有恭将这份考核结果呈送吏部，不久吏部便下达了批复：武进知县张采晋升为知州，句容知县何广生调任长清知县，睢宁知县李庆云则调往合肥知县任职。

虽然三人都获得了“卓异”称号，但为何只有张采得以晋升为知州，何广生和李庆云却只是被调动岗位呢？对此，御史特意调查核实，发现三人均为进士出身，且资历差距不大。问题的关键反映在他们所执掌的县级单位的等级不同，通俗来说，就是县的地位和重要性各异。

自古以来，不同时代对县的等级划分标准各不相同。秦汉时期，依据人口多少划分县级官员，超过一万户设县令（品秩在一千石至六百石之间），不足万户则设县长（品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到了唐代，县被划分为八个等级，宋代则调整为七等。明朝规定，税收粮食达到十万石以上的县为“大县”，六万石以上为“中县”，三万石以下则为“小县”。

进入清初，县的等级基本沿用明制。顺治晚年，朝廷认为单凭赋税多少划分县级有诸多弊端，遂调整标准，改用政务复杂程度区分，将县分为简、中、要、最要四等。雍正时期进一步完善制度，推出“冲、繁、疲、难”四字诀，重新界定县的等级体系，从此形成规范。

这四字诀中，“冲”代表交通枢纽，“繁”指政务繁杂，“疲”指税赋拖欠严重，“难”表示民风复杂多事、盗案频发。吏部据此对各县知县职位进行了等级划分，分为四字“最要缺”、三字“要缺”、两字“中缺”和一字或无字“简缺”四类。

根据《大清会典》记载，四字“最要缺”和三字“要缺”的知县任命属于“题缺”和“调缺”，需由地方督抚保举并请旨；两字“中缺”和简缺职位由吏部选任。清代四字“最要缺”县数目有限，分布于顺天府、奉天府、直隶、江苏、安徽、山东、陕西、甘肃、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共计54个县，山西、河南、贵州等省无此类县。

县的等级并非固定不变，如浙江石门县在雍正年间属“冲、繁、难”三字要缺，至乾隆十三年降为“冲、繁”两字中缺；福建莆田县原为“冲、繁”两字中缺，光绪年间因社会地理环境变化，经闽浙总督何璟和巡抚张兆栋奏请，升为四字“最要缺”。

吏部规定，新任知县多从无字简缺或一字简缺开始，典型如新科进士初任知县、举人挑选知县、县丞升任知县等。若在简缺县政绩卓著，在三年大计中获“卓异”评价，即有资格调任两字中缺或三字要缺知县；表现更优，则可晋升为四字最要缺知县。

因此，清代知县升迁极为严谨循序，少有简缺知县直接跳升知州。正如开篇三位知县：武进县为四字最要缺，张采得以升知州；句容县属两字中缺，何广生只能调任四字最要缺的长清县；睢宁县属无字简缺，李庆云则调为两字中缺的合肥知县。

不过，翰林出身的知县情况有所不同。这类官员多被朝廷特意下派省内历练，任知县、知州、知府多为锻炼经验，任满后常被提升为省级高官，或调回京城任职。

县的等级同时也是督抚与吏部权力争夺的焦点。四字“最要缺”和三字“要缺”知县由督抚保举任命，权归督抚；两字“中缺”和简缺则归吏部管理。督抚为了扩大人事权，常将简缺知县升为要缺，但历代皇帝多保持平衡，审慎同意。

晚清时期，随着人事权向地方下放，二百多年沿用的县级等级制度逐渐失去实质意义。地方督抚权势膨胀，深度介入朝政，知县、知府、道员的提拔保举几乎无不获准，实际已形成人事上的地方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