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视野。1997年，中央政府经过广泛而细致的调研和综合规划，最终做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将重庆从四川省分离出来，成立中国继北京、天津和上海之后的第四个直辖市。

众所周知，国家事务无小事，中央的一项决策都可能影响到方方面面。虽然将重庆从四川省划出的决定看似平静无波，实际上却集中体现了中央在战略布局、智慧谋划和民生考量等方面的深思熟虑。回顾中央当年每一个微小的决策，无不让人感受到其深远的洞察力和前瞻性，这些经验至今仍让我们受益匪浅。

那么，谁是最早主张将四川一分为二的人呢？那便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刚刚完成对四川的实地考察回到北京，随后听取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对于三峡工程的详细汇报。在认真思考后，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四川省面积过于庞大，治理起来相对困难，可以考虑将其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另一个则以重庆为中心。”

邓小平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战略构想，正是基于对当时重庆、四川及其发展问题的全面评估与深思熟虑。事实上，在重庆划出之前，四川省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1亿，这相当于整个英国与法国人口的总和。

四川的国土面积同样不容忽视，达到57万平方公里。四川省政府当时管辖着下属23个地级行政区及221个县级行政区，是全国管辖县级以上区域最多的省份。在这样庞大的人口与地域范围下，四川省政府面临着巨大的管理挑战，这无疑让各项发展的运作逐渐显得难以为继，仿佛是“小马拉大车”的局面愈演愈烈。

除了这一管理上的困境，三峡工程的逐步浮出水面也是一个关键契机。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持续多年的三峡工程，再次被列入重要的议程进行论证。这项工程承载了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但同时也引发了不少历史与社会问题，以及人们对其必要性的质疑。为了全面了解三峡工程的可行性，邓小平于1980年7月专程前往三峡进行考察。在听取各方意见后，他坚定地认为：“轻易否定搞三峡工程并不可取。”他强调需要重点关注四川省因为过于庞大和人口众多而导致的管理与发展难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发挥重庆作为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

尽管重庆正式成为直辖市是在1997年3月，但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已经提出过这一设想。实际上，三峡工程在1994年开工建设，而邓小平几乎在三峡工程动工十年前就已经预见到将会遇到的主要困难，并着手设计了合理的解决方案。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领袖，而三峡大坝无疑是世界上少见的工程，但如果我们仅将邓小平的目光停留在这项伟大的建设上，那就大大低估了他的格局和视野。

在邓小平心中，还有着更为宏大的构想。相比之下，三峡工程在他眼前显得十分渺小。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便明确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快开放，优先发展；另一方面，要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调动更多的力量去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崛起，确保东部沿海地区也能兼顾这个大局。

重庆的直辖，正是这一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观察重庆在中国地图上的位置，我们不难发现，它始终是西南地区及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承担着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关键角色，对长江经济带和西部地区都具有重要的聚散功能。选择重庆作为推动中国发展大局变革的“战略支点”，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为有如此深思远虑的国家领导人而感到自豪，正是因为他们的远见卓识，我们才享有了今天的安定与繁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