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郁翔越】

一骑红尘妃子笑，“有”人知是荔枝来。

《长安的荔枝》故事发生在安史之乱当年，也就是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是唐朝乃至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任何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不会忽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善于吸取教训的中国人对安史之乱起因的讨论从未衰减。

虽然《长安的荔枝》主要讲了一位职场“社畜”拼命上岸的故事，但也准确描摹了安史之乱起因的历史场景；如果对这些信息有所把握，那么既能对安史之乱的前因后果有理性认识，又能体会作者谋篇布局的苦心。

不止一位李善德

《长安的荔枝》故事缘起，是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非正式任务——将岭南的鲜荔枝运到长安城。李善德只是从九品的上林署监事，是芝麻官中的芝麻官，却接到了当朝皇帝的敕令，差遣他去从事荔枝运输工作。对于这种看起来不合常规的情节，作者马伯庸解释道：

这几年以来，圣人最喜欢的就是跳开外衙署，派发各种临时差遣。宫中冬日嫌冷了，便设一个木炭使；想要广选美色入宫，便设一个花鸟使。甚至就在一年前，圣人忽然想吃平原郡的糖蟹了，随手指设了一个糖蟹转运使，京城为之哄传。

这些使职都是临时差遣，不入正式官序，可因为是直接给圣人办事，下面无不凛然遵从。其中油水之丰厚，不言而喻。像卫国公杨国忠，身上兼着四十多个使职，可以说是荷国之重。所以一旦有差遣派发下来，往往官吏们会抢破了头。

这就解释了李善德接下的临时差遣的性质。这个叫“荔枝使”的职务属于使职范畴，油水丰厚，以至于后面李善德都怀疑韩洄“鼓励自己仗势欺人，做一个肆无忌惮的贪官”。

《长安的荔枝》剧照

使职，是一种差遣类职务，其特点是带有“使”之头衔的差遣。

中国古代的行政制度需要保持相对稳定，但行政工作的需求却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所以皇帝根据行政工作的需要，在正常官僚体制之外设置差遣类职务，其中使职属于临时头衔，通常没有定额、没有品级（但有少数使职有品级）。和兼职不同，大多数使职所承担的工作以使职为准，只有少数还会兼有正式职务的职责。

学过中学历史的朋友都知道，三省制中的“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首长，最初就是差遣性质的职务，后来才取代“三公”成为国家官僚体制中的正式职务。汉代各州刺史被称为“使君”，最初也是一种使职性质的临时职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都督州军事制度，也源于差遣使职制度。唐代使职差遣是由皇帝名义派出的。关于使职的职责权限，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唐律疏议》卷二五云：

“若别制下问”，谓不缘曹司，特奉制敕，遣使就问。注云“无罪名谓之问”，谓问百姓疾苦，丰俭水旱之类。案者，谓风闻官人有罪，未有告言之状，而奉制案问。推者，谓事发，遗推已有告言之者。

皇帝通过使职“别制下问”，实质上就是解决日益增长的行政事务与相对稳定的官僚体制之间的矛盾。最初，唐高宗和武则天针对繁重的行政事务，扩大了尚书省的规模。然而，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中枢行政体系的扩大总有一定限度，即使吏部、兵部、户部、刑部等部门员额有所增加，也难以应付当时官员选拔、边疆战事、财源扩张和酷吏政治的需求。

同时，面对地方行政出现的新问题，扩大地方官员额的方式同样行不通。于是，使职差遣制度便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得到广泛运用。使职差遣制度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但为何又成了安史之乱爆发的一大诱因，受到小说中韩洄的警惕呢？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使职差遣制度到唐玄宗时期就变了味。杨国忠凭借他在经济领域的特殊才能，以度支员外郎、郎中兼领四十余个使职，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现象。更何况，杨国忠并非公忠体国之徒，这四十多个使职每一个都能让他捞到不少油水。

杨国忠 《长安的荔枝》

比如，杨国忠自天宝五载（746年）开始兼任的木炭使一职，其职责是向宫中和长安城内各官署每年供应至少十万吨木炭，由于这一职务牵涉到对京兆、岐、陇三地军政力量的统筹，再加上对关中地区水运的管理，因此哪怕只是为长安供应木炭的使职都有巨大权力和腐败机会。

正如韩洄口中所说的天宝时期使职派遣制度之下的腐败乱象：

圣人近年来喜欢设置各种差遣之职，因事而设，随口指定，全然不顾朝廷官序。这些使臣的一应开销，皆要从国库支钱，却只跟皇帝汇报，可以说是跳至三省六部之外，不在九寺五监之中。结果是什么？度支无从计划，藏署无从扼流，比部无从稽查，风宪无从督劾。我等只能眼睁睁看着各路使臣揣着国库的钱，消失在灞桥之外。

当然，大部分担任使职的官吏都不可能像杨国忠那样权倾朝野，但使职派遣制度造成的漏洞足以让李善德这种担任使职的芝麻官发一笔小财。《长安的荔枝》中就展现了担任使职的一个“妙处”：李善德在赴岭南的路上管吃管住，所以上林署所谓的“驿使钱”和“出食钱”，其实是不必要的。但是使职又超脱于诸司流程之外，符玺局、上林署和户部三者彼此并不联通，在三个部门无法对账的情况下，“驿使钱”和“出食钱”这两项公款都能进入李善德的腰包。

唐代长安城/示意图

天宝年间另一位权倾朝野的奸臣王鉷，也通过出任使职对唐朝各级政治生态造成重大破坏。

天宝年间，唐玄宗逐渐沉溺享乐，对能为宫廷敛财的“人才”有了强烈的需求，王鉷就投其所好，用无数小人物的血泪铺就自己升官发财的前途。他通过担任京和市和籴使、长春宫使、户口色役使、京畿采访使等使职得到唐玄宗和李林甫的赏识而发迹。王鉷担任户口色役使期间，恰好碰上唐玄宗下敕免除百姓一年的赋税，于是王鉷上奏征收百姓的“脚钱”（运输费），然后夸大数目，用这些运输费购买体积小但价值高的货物，这样使百姓在“免税”的情况下，反而承担了比赋税更严酷的剥削。

至于将各郡缴纳贡物损耗进行折算后重复征收、让本郡高等户充任运送租（田租）庸（力役）的脚夫导致其倾家荡产、向各郡县额外征收成百上亿的财物以满足唐玄宗赏赐妃嫔的需求等等，对王鉷来说都是和风细雨的小场面。

王鉷身兼二十多个使职，架子自然是小不了，他的宅邸附近就是使院，其中文书堆积如山，办理文书的小官请求他签字，竟然几天都找不到。和杨国忠相比，王鉷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见，天宝年间，以杨国忠、王鉷为代表的奸臣凭借他们身兼的使职所带来的权力，肆无忌惮地破坏官场环境，对原本的一整套官僚制度造成极大损害。但是，这些使职是为皇帝办事，必须得到皇帝授权，所以从使职差遣制度的“癌变”过程来看，天宝年间政治生态败坏固然奸臣有责，但负主要责任的只能是唐玄宗本人。

唐高宗武则天时代的使职，尚且有明确的权力边界，制度化运作也让使职受到有效制约，并且统治者有控制一人身兼数十个使职的状况出现，所以当时使职设立的主要目的，是在不盲目扩张官僚体制规模的前提下满足现实行政需要，发挥的作用主要还是正向的。但在唐玄宗时期，相当一部分使职已成为皇帝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

使职绕过三省直接听命于皇帝，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也削弱了权力制衡机制，导致使职权力的膨胀和行政体制的紊乱，以及催生的严重腐败。对民众来说，使职造成“政出多门”的局面，频繁发生重复收税情况。行政体制的混乱，最终由群众买单。

从李善德刚刚接到荔枝使一职时的欣喜来看，当时的官场“老油条”都知道使职的含金量。按理来说，这种肥差不可能落到明算科出身的芝麻官李善德身上，直到看到“鲜荔枝”三个大字，李善德才明白为什么他会成为荔枝使——别的使职可以赚钱，他的使职只能要命。

不过，唐玄宗似乎察觉不到滥用使职造成的不良后果。这个为了博取宠妃一笑而向李善德下达离谱命令的老年天子，面对一片大好的局势，始终相信自己开创的盛世能一直延续下去。

自信的老舵手与脆弱的大船

对于安史之乱爆发前的唐玄宗来说，他的人生可谓“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在祖母的统治下过了一段憋屈日子以后，唐玄宗凭借唐隆元年（710年）六月发生的宫廷政变登上政治舞台，刚出道就处死不可一世的韦皇后与安乐公主，拥立父亲相王李旦为皇帝。先天元年（712年），他从父亲唐睿宗手中取得帝位；次年，在与姑姑太平公主的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最终杀死太平公主并消灭其党羽。

1993年历史剧《唐明皇》中的李隆基

截至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在位四十余年，创造了超越曾祖父唐太宗的盛世。因此，即便年事已高，他始终相信自己拥有的绝对掌控力，任何政治力量都只是在他掌心跳舞的小人。

但正如《长安的荔枝》中杜甫所言，唐玄宗虽是不世出的英主，可惜“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其创造盛世的成就和对自己政治掌控力的自信，此时已成为阻碍大唐前进的包袱，也让他对盛世局面下的危机失去了判断力。

四十余年间，行政班子已经换了好几批，但唐玄宗的统治依旧稳固，这也是他极度自信的最大底气。从上文所述滥用使职就能看出，他经常跳过行政班底（也就是三省）任命自己信任的人去从事重要工作，这种以绝对的“人治”代替“法治”的行径，最终导致“小圈子”政治凌驾于官僚体制之上。而正是这种“小圈子”政治，培养出了玄宗朝盛世的终结者——安禄山。

安禄山的发迹，本就是玄宗时期选官用官制度被破坏的结果。先是安禄山打了败仗，按律当斩，但唐玄宗违反原则赦免了他。后来李林甫专权，为防止出现权位竞争者，就怂恿唐玄宗任用蕃将；蕃将大多目不识丁，即使战功傍身也无法入朝为相，这样李林甫的地位就能一直稳固下去。对于如何驾驭这帮蕃将，李林甫提出要“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这一方法被唐玄宗采纳。但其实，李林甫的建议的实质就是以情感纽带取代制度约束，以豢养家奴的方式任用国家官员。

于是，唐玄宗以个人感情为纽带笼络安禄山，在高官厚禄的物质基础上，还给予安禄山许多礼遇，其中一些明显超出了君臣关系的边界。安禄山认杨贵妃当干妈，可以自由出入后宫禁地，甚至与唐玄宗的妃嫔一起戏耍。唐玄宗自以为通过这种溺爱般的恩宠，就能笼络安禄山，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复旦大学教授韩昇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

宫内君臣的嬉戏胡闹，唐玄宗以为获得了安禄山的忠心，杨贵妃以为收了一个活宝般的养子，而安禄山心中却彻底看轻了这对老夫少妻，他借着游戏伸手索求，就像婴儿哭闹要喝奶一般，实实在在把一个一个官职拿到手里，把军需物资调往范阳，把耳目部署在京城，将朝中的风吹草动打探得一清二楚。安禄山和唐玄宗这对君臣，一个清醒，一个糊涂，一个用心，一个开心，各自玩着自己的把戏。

韩昇《盛唐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