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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玉箫苒

编辑/玉箫苒

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推行的民主革命与政权建设，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从传统君主制度向现代国家体制转型的重要里程碑。

从同盟会成立到1949年，这段被称为“过渡时期”的历史阶段，虽只有短短42年，却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独具特色，堪称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典范。近代以来，各国走出传统君主政体，迈向民主政治的路径各不相同，中国则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引领下，走出了一条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独特道路。

在这段历史中，最值得深入探讨的是国民党选择的革命建政的文化基础与其政治战略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匹配造成了“过渡时期”极为复杂的局面，并最终导致失败。

学界对于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辛亥革命、蒋介石时代的政治斗争和最终挫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本文尝试将国民党推翻皇权政治、寻求新文化根基和新型政治模式的过程置于近代世界大变革的背景之下，揭示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独特特征。

此番探讨，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社会演变脉络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民党起源于同盟会。该会以“除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根本纲领，自成立伊始，便确立了推翻清朝政权、建立现代化国家的远大目标，开启了国民党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篇章。

“创立民国”的具体目标，是要落实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确立以“立宪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架构，同时推进类似英美的财富均等的经济体系。

显然，同盟会的思想基础深受近代西方文化影响。孙中山对此非常清楚，他曾说：

“中国拥有数千年悠久文化，而西方国家不过几百年历史。中国人不可能简单地由过去的文化直接转变为现代社会，因此有人认为中国最为落后，这正是衰败的根源。但实际上，我们中国人自身也是阻碍进步的‘废物’，如果用法国人的文化，我们也能变得更加强大。”

他强调，“共和”的实现，正是“真正世界文明”的体现。孙中山的这一论述，表明同盟会成立之初，便坚定地将西方文化视为其革命与国家建设的“地基”。

孙中山在规划中国国体时指出，欧美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体制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他提出了五权宪政理论，认为西方体制导致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他主张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应同时推进，以构建平等与效率兼具的现代国家。

总体来看，孙中山的思想依然深植于西方自由民主价值体系之中。

基于这一文化取向，辛亥革命期间，革命者曾提出多种关于西方价值观的理论主张。

如朱执信认为，生命的价值体现在“当前的幸福、未来的希望、自由、名誉和家庭联系”上，追求个人幸福是人的天性，一个人幸福越多，痛苦越少，其存在的价值便越高。“国家体制存在的意义，是为了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

章太炎则进一步阐述，世界上除了“个体人”以外，并无“主体”的概念。

他认为：“人是由‘气’而生，是‘机器’的产物，不为天下、不为民族、不为他人，一个人对世界、社会、国家以及他人都不负有自然责任。”他把“责任”视作“后天产生的事物”，人类社会义务的两种表现是：“一是出于真心的私心之爱而无私；二是被社会潮流迫使与他人协作。”

从根本上看，人天生没有社会责任，这是一种自由的自我中心主义，与新文化运动中西方个人主义的解放思想高度契合，体现了孙中山希望基于西方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构建现代民主制度的意图。

辛亥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清朝统治。然而，同盟会成立时，清政府正积极推行君主立宪的初步改革，这与革命派的建国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政治形式不同，但两者的本质都是资产阶级性质。

这使得革命派以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动员群众反对封建专制，比单纯依靠反满情绪更为有效。

因此，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同盟会并未大力宣传其所采纳的西方文化和政治制度，反而极力强调反满内容，其宣传机关《民报》也一直主打反满立场。

不过，孙中山主观上始终坚持按照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建设中华民国的根本理念未曾改变。

中华民国在武昌起义成功后正式建立。孙中山曾在回应蔡元培等人关于《国史前编》的建议时，明确反对将会党纳入正史。

他说：“秘密会党虽然参与了反满活动，但他们多为明朝遗民，对‘共和原则’和‘民权主义’全然不知，因此不宜将其混入民国史，应单列‘秘密会党史’。”

这一看似不起眼的评论，虽在1919年初形成，却反映了孙中山及其领导党派的一贯文化态度。

建国初期，孙中山基于这一文化意识，制定了体现西方自由文化核心的《临时约法》，保障人民“自由人权”。

孙中山曾谈及共和多次失败的经验，指出法国革命后经历了八十年的“两度帝制”，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但他也意识到，中国要实现共和制度，仍有漫长的路要走。虽了解法国历史，他未能看到，在中国国情下，完全复制西方式美国民主共和制度，是不现实的。

北京共和失败后，孙中山仍怀抱美国民主理想，在西南再度举起革命旗帜。可他再次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一部《约法》——象征议会制度的法律上。他曾说：

“中华民国的存亡由契约决定，契约失效即意味着亡国。”

因此，他多次强调，领导护法运动，最简单的愿望就是“依法重新建立议会”，国会恢复后，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他成立军事政权，担任大元帅，只是为讨伐伪政权、维护法律、恢复国会、重建人民主权。“一奸佞一死，他就应辞去大元帅职务。”

孙中山对民主共和国理念的忠诚无疑，他极力奋斗，但其思想未能摆脱美国民主共和模式的局限，始终坚信只要驱逐段祺瑞这类“恶人”，由黎元洪当选总统，重新制定宪法，中国即能重建中华民国。

这也导致他在南方多年的努力终以失败告终。

在俄国直接支持下，国民党引入了俄式革命的建国策略，取得显著成效，但两者之间的矛盾迅速暴露。

1927年，孙中山继承人与国民党核心成员走向决裂。这场运动的表面原因是党派政治与民族利益的冲突，更深层次则是意识形态与文化根基的矛盾，且早有征兆，表现为戴季陶的兴起。

众所周知，国民党与苏联的联盟充满矛盾，甚至引发了“西山会议”，导致党内分裂。戴季陶虽未直接参与西山会后的分裂，但其意识形态立场鲜明，是国民党与苏联决裂的理论基础。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出版了两部影响广泛的著作——《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系统阐述了孙中山中国文化观点及国共两党的对立根源。

戴季陶主义长期受到共产党及现代学者的批评，被认为是出卖孙中山、助长国民党专政、为蒋介石时代国民党奠定思想基础的产物。

这些批评虽有其道理，但更深层面上，对戴季陶主义的产生也应有不同视角的理解。

此前文章指出，孙中山虽借鉴俄国革命经验，但未解决如何将俄国政治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根本问题，他也未将此矛盾纳入系统思考。他强调：

“中山先生的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从尧舜到孔孟的仁义道德，是两千多年道德文明的传承。”因此“民族革命过程中，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最高原则。”

孙中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其思想与政治策略在文化根基上存在根本的不兼容。

然而，当戴季陶发表上述小册子时，国民党仍全面推行苏联革命政策，他并未指出此策略为权宜之计，也未提出一套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政治方略。

戴将孙中山思想划分为“能作”和“所作”两个层面，试图解决这一文化矛盾。他认为，“所作”是孙中山的政治论述，“能作”则关乎道德论述。

他强调孙中山在继承传统道德方面的努力，是“中国古代贤哲思想”的传承，并指出这是对孙中山价值观与苏联革命根本矛盾的揭示。

但在“所作”部分，戴的论述显得薄弱，仅泛泛而谈孙中山围绕经济、国家与国际关系进行理论创新。

他未充分肯定孙中山在政治、经济制度建设方面的贡献，也未剖析苏联政党统治弊端。

话锋一转，戴转向强调孙中山如何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

理论上，戴将孙中山思想拆分为两层，似乎揭示国民党思想文化与苏联政策的分歧，但这种分割并不符合戴本人反对苏联的立场。

戴季陶选择忽视苏联政治策略，而国民党当时仍在模仿，戴的理论实际上反映了孙中山借鉴俄国革命策略所遗留的文化矛盾。

蒋介石统一中国后，确实认同戴季陶学说，使得蒋时代国民党在思想、文化、政治形式上产生严重分裂。

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新闻部叶氏发表文章《由党的力行来挽回风气》，指出中国曾是“道德铸就的黄金世界”，但“清主统治、西方文化和共产主义的涌入，导致社会风气一片混乱。”

新文化运动中的共产主义宣传，破坏了中华固有的道德、精神根基，使中国人民陷入迷茫，复兴民族文化成为当务之急。

基于此认知，蒋介石执政时出版《中国之命运》等著作，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思想，强调“忠孝”为四维八德之本，将“以国为国，以国为大”视为中国宗教的至善之道。

他同时强调“仁”为拯救世界的根本，认为人的思维与行为应围绕这一核心展开。

他的理念主张人民的价值体现在思考与实践中，所有创造、奋斗与牺牲皆因“仁”，这与俄国来的某些理念有呼应。

蒋介石既确立了国民党执政的基本意识形态和文化理念，也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通过“新生命”、“文化本位”等运动，使传统文化在社会中重新焕发生机。

综上可见，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权统治，未曾有过像希腊奴隶民主或西方平民民权的实践，王权时代骤然终结后，议会民主制度难以一蹴而就。

孙中山未曾充分考虑此问题，他仅依据所选择的西方文化和政治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政权，最终只造就了一个被实力派利用的象征性民主共和体制。

孙中山最终放弃了西方文化及其政治模式，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推行了俄式党治国策略。

此举取得显著成效，三年内成功推翻军阀独裁，但孙中山未解决俄式政治策略与中国文化土壤间的深层矛盾，他亦未察觉此问题的重要性，早逝后将难题留给继承者。

蒋介石在国内政治中继续奉行“以党制国”的俄国政策，将“党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