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傅玉芳因为长期剧烈咳嗽引发了心肌梗塞，最终不治而亡。临终前，她用微弱的声音对丈夫刘振东说：“我是大清的皇妃，我叫文绣……”这突如其来的话让刘振东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一直平凡的妻子，竟有如此显赫的过去。虽然一时恍惚，但当刘振东冷静下来后，心中的更多是惊讶与困惑，然而他并没有责怪妻子的隐瞒。

文绣，原名额尔德特·文绣，出生于1909年12月20日（宣统元年农历十一月初八），她的家族源于满洲八旗中的鄂尔德特蒙古族，是镶黄旗的成员。祖父锡珍和父亲端恭曾是显赫人物，父亲端恭还曾任内务府主事。然而，当文绣的妹妹文珊刚出生不久，父亲便因病去世，母亲蒋氏不得不变卖家产，带着两个女儿移居北京。

为了让文绣得到更好的教育，母亲将她送入了花市的私立敦本小学，文绣也因此改名为傅玉芳。文绣天赋极高，在学校的各门学科中表现出色，尤其在国文、算术、自然和音乐方面，老师们对她赞不绝口。

1921年，溥仪决定选妃，这一消息引起了满蒙上层社会的震动。虽然大多数汉人希望溥仪能娶一位汉族女子，但由于满族的传统和宫廷法令，溥仪依然维持着这个“满洲选妃”的惯例。随着清朝政治的动荡，选妃的方式也有所变化，最终，溥仪选择通过递交照片的方式挑选妃子。

此时，文绣的五叔华堪看到机会，决定借此机会重振家族荣耀。他说服文绣的母亲蒋氏，将她的照片以额尔德特·文绣的名义送往内务府。经过多次讨论与争议，最终溥仪亲自挑选了文绣，年仅14岁的她被选为皇妃，而原本计划作为皇后的婉容则被安排为妃。这个安排成为了她日后婚姻不幸的开始。

当文绣得知自己被选为皇妃时，她并未感到什么激动。她并非想攀附权力，唯一的欣喜只是能够进入梦寐以求的紫禁城。然而，进入皇宫后的生活远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美好。

1922年，文绣正式进入紫禁城。在进入宫中的前一天，溥仪特意派人赐给她一块金印和玉册，并以接近迎娶皇后的礼仪迎接她的到来。然而，婚后的生活并不如她所期待，溥仪对她冷淡，她与其他后宫嫔妃也并未亲近。她的日常生活仅限于按时请安，独自一人在宫中读书、刺绣，或是教宫女认字。尽管溥仪对她不甚宠爱，但她仍不断努力让自己不至于太过寂寞，学英语成为她的一项兴趣。

1924年，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流亡至日本。文绣和婉容也随溥仪一同前往日本，虽然她极力劝说溥仪不要依赖日本，但溥仪却执意求助于日本，决心恢复帝制。此时的文绣心生离愁，她看到溥仪越来越冷漠，自己始终得不到他的关爱。

然而，时间的推移让文绣逐渐意识到，她与溥仪的关系无法再继续下去。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思后，她决定采取行动。

1931年8月25日，文绣开始准备离开溥仪。她找来了三位律师，悄然制定了离婚计划，并在家人的帮助下，成功逃离了静园。她将溥仪留下的衣物和首饰存放在亲戚家，并开始寻求离婚的法律帮助。

最终，1931年10月22日，溥仪与文绣在天津律师事务所签订了离婚协议，溥仪同意支付她5.5万元生活费，并允许她带走衣物和日常用品。文绣离开了曾经光辉的宫廷生活，回到了北平，打算过上平静的日子。然而，曾经的贵族生活已经离她而去，母亲去世，家也不复存在。

尽管生活变得艰难，文绣并未放弃，她开始在北平四存中小学担任国文和图画的教师。她用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学生们的喜爱，生活也因此略有好转。

然而，历史的阴影始终没有远离她，曾经的皇妃身份再次让她成为了舆论的焦点。当她的真实身份被揭露后，学校门前常常人头攒动，记者纷纷前来采访，这让她的生活再次陷入了困扰。于是，她又一次决定隐居，这次她选择了一个小小的平房与妹妹文珊共同生活。

然而，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傅玉芳被迫面对更加艰难的生活境遇。她开始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包括卖香烟和当瓦工，逐渐沦为贫困的平民百姓。

抗战胜利后，傅玉芳在友人的介绍下开始为《华北日报》担任校对员。在工作中，她认真尽职，深得社长的喜爱。社长张明炜得知她的过往后，心生同情，决定为她安排一个更好的未来。通过张社长的安排，傅玉芳与刘振东结识。刘振东是一位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的老兵，待人真诚且直率。两人在相识半年后结婚，过上了简单但温馨的生活。

然而，随着1950年代的社会变动，刘振东的身份问题让他们的生活再次发生了变化。在傅玉芳的劝说下，刘振东决定留在北平，面对新的生活挑战。1951年，刘振东被解除管制，得到了工作机会，而夫妻俩也搬进了一个简陋的小屋。

尽管生活艰难，但傅玉芳依然坚强，甚至在疾病的困扰下，她始终坚持照顾丈夫。直到1953年，她因病去世，刘振东无力回天，只能带着她的遗体将她安葬在北京安定门外的土城义地。

傅玉芳的一生充满了波折，从宫廷的荣华富贵到最后的贫困生活，经历了太多的辛酸与无奈。然而，她也因为丈夫刘振东的真诚与关爱，在最后的岁月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温暖与慰藉。傅玉芳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爱情、抉择与命运的悲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