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夏朝几乎没有争议。大家普遍认同，在商朝之前，夏朝曾经存在，并且它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世袭制的王朝。然而，随着西方思潮的传入，尤其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逐渐兴起，一些大胆的学者开始对传统历史记载进行深刻的质疑和重新审视。

传统的历史研究，尤其是那些依赖文字记载的研究方法，与考古学不同，缺乏直接的物证支撑。考古学主要依赖实物遗存来确认历史事实，然而传统历史学则多依赖史书中的文字资料，后者的局限性逐渐显现。

首先，史书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史书的编撰通常是由当时的史官完成，而史官的写作难免受到当时的政治氛围和社会潮流的影响。例如，成书于大一统时代的《史记》，由司马迁编写。司马迁在撰写《五帝本纪》时，受到秦汉统一思想的影响，将黄帝、尧、舜等上古时期的不同部落领袖，描述成同一个血缘世系。按照他的说法，尧是黄帝的玄孙，舜是黄帝的八世孙，禹则是黄帝的四世孙。按这种家族谱系的逻辑，舜娶了尧的女儿，等同于娶了自己五世祖的后代；而舜将帝位传给了禹，实际上是将皇位交给了自己的曾曾祖父。这种历史叙述方式，显然是历史学家为符合当时的政治思想所作的构建。

此外，唐代的史料中，也对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进行了描写，这场历史事件本应是一场战略性的政变，但史书中却将其描绘为太子李建成蓄意谋害兄弟的恶行，李建成因此被塑造成一个庸碌无能、嫉贤妒能的形象。

其次，史料中的文字记录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文字记载的真伪以及成书年代的考证往往具有很大的争议。例如，《尚书》和《竹书纪年》就存在今古和真伪的争议，而关于夏朝的政治文献《夏书》也被认为可能是在西周以后伪托的作品。

因此，著名学者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的概念，即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相互印证来重建历史。这一方法现在已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主流方法。

1928年10月到1937年6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小组在安阳殷墟进行了长达九年的考古发掘，这一系列发掘工作不仅验证了史书中关于殷商历史的准确性，还首次通过地层学的分析，厘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的年代关系。这次发掘的成果极为重要，尤其是甲骨文的发现，使得商王朝的历史得到了实物证据的支撑。甲骨文中提到的商王世系，与传世文献的记载高度一致，为殷商历史的考证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尽管考古学的发现弥补了传统史书中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等问题，但它也有自身的局限性。虽然考古可以为我们提供年代和空间上的定位，但它无法直接揭示遗址的具体归属。例如，2015年在南昌发现的西汉大墓，能准确确认墓主是海昏侯刘贺，关键证据是墓中发现了“刘贺”印章和刻有“臣贺”字样的奏章。但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字证据，考古学家很难确定墓主身份。

因此，即使是殷墟这样的重大考古发现，也只能在空间和时间框架上进行确认，但无法完全确认某一遗址的具体归属。比如位于秦东陵的陵墓只能泛泛地归类为秦王朝的遗址，山西发现的春秋墓葬，也只能归为晋国的卿大夫墓，而墓主的身份至今依然无法确认。

在“二重证据法”的指导下，考古学家们在完成对殷墟的发掘之后，开始了对夏墟的探寻。早在汉朝之前，大家就已经知道殷墟遗址位于今天的安阳一带，司马迁在《史记》里提到过“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墟上”。但关于夏墟的描述却各执一词，一些文献指出它位于山西南部，有的则认为在河南西部，甚至还有记载认为它位于山东西南一带。

另外，关于夏朝的史料极为匮乏，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虽查阅了大量宫廷藏书和各种历史文献，但他在叙述夏朝历史时，仅仅用了数百字，记载的内容简略而模糊。

这就使得夏文化的研究充满了不确定性，特别是当考古学家徐旭生开始寻找夏墟时，他根据文献的记载划定了晋南和豫西的大致范围，并开展了系统的考古调查。正是从这个时点起，二里头遗址和东下冯遗址逐渐被发掘出来，成为研究夏朝的关键所在。

通过对二里头和东下冯遗址的发掘，考古学家发现二里头文化叠压在龙山文化之上，并且晚于龙山文化而早于商文化。这些发现为确定夏朝的遗址提供了关键线索。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当时最为重要的都城，而这一点也通过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和青铜器作坊的发现得到证明。

尽管如此，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并未直接提供任何文字或其他实证材料来确认它就是夏朝的遗址。更重要的是，早于二里岗商文化的遗存并不必然等于夏文化，因为考古学中对于文化界限的划分常常存在争议。

正因为如此，二里头遗址最初被一些学者看作是商朝的都城，尤其是二里岗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存在一定的联系和继承关系。事实上，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面貌与商文化非常相似，在某些学者看来，它可能是商朝的一个重要遗址。然而，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二里头遗址逐渐被确认作为夏文化的遗存。

国家对于二里头遗址的认定，最终获得了明确的支持。2019年，国家“十三五”重大文化工程项目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建成，并在2020年由新华社正式报道，明确指出二里头遗址是经过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考证的夏朝都城遗址。

这一认定，正如考古专家邹衡先生所言，“夏文化并非不存在，而是我们如何辨认它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考古学家们通过商文化与东夷文化的比较研究，终于厘清了夏文化的遗存。最终，二里头文化被确认为夏文化的代表性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