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已持续逾三百天。从战争伊始,俄军迅速推进,攻城略地,到如今战事陷入胶着,局势难解。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走向?或许,答案早在两千多年前汉武帝与匈奴的对抗中已有体现。
回望那段历史,先是高祖刘邦经历了白登山之围。匈奴军号称拥有四十万铁骑,分别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合围,每个方向的十万骑兵还统一骑着同色战马,展示其强大气势。但这还只是开始。高祖去世三年后,匈奴单于冒顿竟公然无礼地给汉朝皇后吕后一封轻慢的书信,大意是说自己是北方草原之子,想去中原游历,称吕后为寡妇,自己孤身一人,建议两人相伴共度,不失为互利之举。两千年后看到这封信,仍令人感到羞愤可忍;更不用说当时汉武帝知道后内心的愤怒与羞辱。加之他的女儿被送去和亲匈奴,受尽侮辱,正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从公元前129年到公元前85年,历经四十四年,汉匈之间展开了三次大规模会战。最终,汉武帝击败匈奴,平定草原。那么,汉军获胜的战略秘诀是什么?
战争本质上就是烧钱,炮火一响便是金银如流水。汉武帝能挺起腰杆,离不开“文景之治”期间,国家推崇的黄老学派思想,韬光养晦,积累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正如史书记载:“京师钱币积累巨大,数目庞大无可计量。太仓粮食堆积如山,甚至腐坏难食。”
此外,汉朝拥有充足的军马储备。冷兵器时代,军马的作用等同于现代坦克,尤其对付匈奴这类骑兵民族至关重要。骑兵作战时,十骑兵可轻易击溃数百步兵。军马数量直接关系到战争胜负。从文帝时期起,汉朝便十分重视军马训练与储备:“文帝中年时,亲自骑马训练,从六郡选拔良勇,部署军队和官吏。”因此,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征讨时,军中已有数十万匹战马。霍去病每次远征需轮换两三匹马,保证连续作战的机动能力。
自古以来,战争的胜利不仅靠实力,更需“诡道”,即出其不意。汉匈战争将奇兵战术发挥到极致。公元前127年,匈奴骑兵入侵河北怀来、北京密云一带,汉武帝命卫青率军反击,迅速占领河套平原及其南部地区,在河南设立朔方、五原两郡,并筑城屯田,迁移数十万百姓戍边。占领河南意义重大,因匈奴多次从此地进犯中原。此战胜利极大缓解了长安的威胁。
然而匈奴并未轻言放弃,数次骚扰河套,最终漠南之战爆发。卫青主将军率军进攻匈奴右贤王,李息将军则牵制单于及左贤王,双方配合默契,汉军俘虏敌军一万余人,凯旋而归。漠南战役体现汉军避实击虚、牵制诱敌、集中优势兵力突袭的战术理念。汉军以迅捷机动削弱了匈奴骑兵的优势,利用敌方擅长的骑兵战术反制匈奴。
另一场关键战役是河西之战,发生在今甘肃武威、张掖、酒泉一带战略要地——河西走廊。夺取此地不仅解除匈奴对汉朝侧翼威胁,还畅通了通往西域的贸易通路。霍去病统领骑兵万人,从陇西越过乌鞘岭,发动闪电袭击,六日内攻克匈奴五大部落。随后,汉军翻越焉支山,在皋兰山下激战数日,击溃敌军近万人,俘获匈奴贵族和官员,载誉归来。
若说漠南之战是稳扎稳打的双线作战,河西之战则更显激进强悍。二战时德国装甲兵“之父”海因茨·古德里安凭借绝对装备优势席卷欧洲,而两千多年前的霍去病则靠强大的国力和卓越的将领选拔,训练出高素质骑兵,进行千里奔袭,直击匈奴心脏。文帝晚年晁错上疏指出:“将帅成败关乎人才优劣,非单凭勇气。”汉朝正是破格选拔良将,成就强军。
匈奴虽屡败心有不甘,却深知汉军骑兵厉害,决定采用赵信建议的“以逸待劳”,诱使汉军穿越沙漠,借天时地利削弱敌军。然而,他们低估了汉武帝必胜的决心和强大后勤。此次汉军集结十万骑兵,由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另有数十万步兵和数十万军马支援。军马不仅运送粮草,也替补骑兵损耗,确保长途行军后的作战能力。据推测,步兵中还有大量工程兵,攻占匈奴地后迅速筑城屯垦。
开战后,卫青以老练战术诱敌深入,侧翼迂回,利用武钢车阵抵御进攻,再以5000精锐骑兵突袭敌主力,最终包抄击溃匈奴骑兵。霍去病则展现长途奔袭优势,穿越沙漠,迎战左贤王部,歼灭精锐部队,俘获七万余人。漠北大战汉军大获全胜,击败匈奴九万余人,迫使其撤出漠南。
这三场战役彰显了汉军依靠坚实后勤、高水平骑兵作战能力、持续远征的实力,更关键的是名将们合理运用战略战术,灵活牵制、集中突击,将匈奴骑兵分割瓦解。同时,匈奴后方屡遭汉军一举拿下,难以迅速组织反击。
当然,匈奴绝非无序部族。他们是当时世界顶级骑兵,擅长机动灵活的骑兵突击,个人军事素养极高,凭借运动战和偷袭称霸草原。初期战斗中,匈奴多路骑兵同时冲击敌阵,趁乱用后备军侧袭包抄,远射近杀,发挥单兵战斗力最终获胜。汉军经过多年交战,早已熟悉其狼群战术,卫青创新战术以静制动,巧妙应对。
汉军占领匈奴地后,立即屯垦边疆,发展经济,吸引周边部族融合,人口日益增长,令匈奴彻底失去该地区的战斗能力。汉匈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农耕文明战胜游牧文明的成功范例,充分显示了国力、统帅才智与战略战术的重要性。其灵活机动、攻守兼备、围点打援的战术思想,成为后世兵家争相借鉴的经典。
参考资料:《汉书》《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