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清宫剧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个王府的场景，比如“鳌府”和“和府”。例如在剧中，鳌拜的宅邸门口挂着“鳌府”匾额，而和珅的府邸则挂着“和府”。但如果追溯到历史，鳌拜和和珅的名字单独悬挂“府”的匾额，恐怕早就遭到皇帝的抄家和罢官了。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鳌拜和和珅的“鳌”与“和”仅是个人名字，而非家族姓氏。鳌拜的姓氏是瓜尔佳氏，而和珅则姓钮祜禄氏。即便他们的权势极大，依照清朝的礼制，他们绝对不可能挂上“鳌府”和“和府”这样的匾额。

其次，在清朝，住宅是否能称作“府”并非随便可以决定的。即便像鳌拜和和珅这样有着极大权势的人，他们的住所也无法随便称为“府”。清朝的建筑礼制承袭自明朝，并且对住宅的规模、样式和布局都有严格规定。这些规定不仅体现了社会地位，还与身份等级息息相关。若有官员或者权贵不遵守这些规定，可能会因触犯“僭越之罪”而遭到重罚，轻则抄家流放，重则满门抄斩。

根据清朝的礼法制度，只有皇室宗亲及高等级的贵族才能将住所称为“府”。这些贵族包括亲王、郡王、贝勒等高爵位的王公，而只有贝子以上爵位的王公，其住宅才有资格被称为“府”。贝子以上的爵位往往授予皇子，因而当皇子成年后搬出宫廷治理事务，也会称为“分府”。而对于外姓的高官，无论职位如何显赫，其住所则只能称作“第”，而不是“府”。

就像鳌拜和和珅，他们的爵位是“一等公爵”，按照清朝礼制，他们的住所应当被称为“一等公第”，而不能称之为“府”。

其实，清宫剧编剧并非刻意疏忽，实际上即便在清朝时期，也有不少人不了解这些建筑礼制。据《清稗类钞》记载，晚清时期曾国藩的湘军部将鲍超就曾因误解居所称号的规矩，闹出了笑话。

鲍超是一位勇猛的将军，他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深得曾国藩的器重。通过屡次立下战功，他不仅被同治帝接见，还被封为一等子爵。鲍超非常自得其乐，并准备在京城建一座新宅。当这座宅邸建成后，他决定在门口悬挂牌匾。然而，根据清朝的规定，鲍超作为一等子爵，住宅应挂上“一等子爵第”的牌匾。然而，鲍超对此并不知情，他听信了一位书生的建议，书生告诉他，子爵的住宅应当被称作“子和宫”，将“宫”字加在牌匾上。这个提议不仅不符合礼制，还可能触犯“僭越之罪”，那时鲍超有可能会因此受到法律惩罚。幸运的是，制作牌匾的工匠提醒了他，最终鲍超按礼制挂上了正确的牌匾——“一等子第”。

因此，清朝的建筑礼制极为严格，稍不留意就可能触犯法律。在清朝，只有皇族的亲王、郡王等高贵身份的人，才能将住所称为“府”。而其他如大臣的住所，则只能称作“第”或“宅”。

除了住宅的称号外，清朝的王府在建筑风格上也与普通百姓的住所有着明显区别。清朝的皇帝住所紫禁城的屋顶是明黄色琉璃瓦，而亲王府和郡王府则使用青绿色琉璃瓦。这种区分体现了王府的尊贵与普通百姓住宅的差别。

此外，王府的房屋数量也有严格规定。为了彰显王府的尊贵，房屋数量通常是七间正房、五间厢房，这一规格是为了避免出现“九五至尊”的数字，因为“九五”被认为是专属于皇帝的数字。而王府的大门和门钉也有严格的讲究，紫禁城的大门门钉数为81颗，而亲王府的门钉则为63颗，郡王府则为49颗。这些设计都暗示了不同王府之间等级的差异。

那么，如果王府的亲王爵位因为继承问题降低了，王府的规格又会如何变化呢？实际上，清朝的王府并不是王爷们的私产，而是属于皇帝的财产，由内务府统一管理。每当一位亲王的爵位失效或降级，其王府也会随之被内务府收回，并重新分配给其他有资格的皇族成员。比如，乾隆皇帝的小儿子庆亲王永璘在和珅被赐死后，嘉庆皇帝将和珅的宅邸赠给了永璘，成为了庆王府。但当永璘的爵位失去世袭权后，内务府便收回了庆王府，并改为恭王府。

关于清朝王府的规模，紫禁城作为皇帝的宫殿，是王府建筑的参照标准。紫禁城的总面积约为72万平方米，而像雍亲王府（即雍和宫）这样的较大王府，其建筑面积也只有6.6万平方米，远远不及紫禁城。更重要的是，雍和宫的面积经过了扩建，而最初它并不是那么大。因此，即便是清朝的王府，其面积和规模远远不及紫禁城。

至于现在唯一对外开放的前清王府，那便是曾为和珅所有的恭王府。恭王府最初并非王府，它是和珅的豪宅，后来在乾隆皇帝的安排下，由和珅的后人丰绅殷德继承。在经历了改建和扩建后，恭王府成为了面积较大的王府。

然而，在清朝历史上，面积最大的王府当属礼亲王府和豫亲王府。礼亲王府以拥有众多房间而著名，而豫亲王府则因其院墙的高度而著称。豫亲王府的院墙为何比其他王府高三尺，则与乾隆皇帝和豫亲王修龄的围棋友谊有关。这一典故也为豫亲王府增添了不少历史趣味。

尽管清朝的王府没有明朝王府那么庞大，但与普通百姓的住宅相比，王府的建筑风格与规格无疑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