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之后，尊崇明朝、怀念周朝传统、以及排斥外族入侵的思想逐渐成为中朝两国关系中不可忽视的文化主流心态。不过，不同历史阶段，这种文化心态又呈现出各自独特的表现形式。正如前文所述，在肃宗和英祖两朝时期，南明政权已然覆灭，三藩之乱亦已平定，郑氏政权向清朝投降，朝鲜因此在实际的政治军事行动上无法有所作为。朝鲜方面转而着力于建坛祭祀，表达对明朝恩德的感怀与敬意。到了正祖时代，尊崇明朝的礼仪体系基本完善，随着朝鲜与清朝关系的逐渐加深，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主张学习清朝文化的“北学派”学者。正祖本人则坚持强调文化的纯粹性和正统性，他忧虑本国士人会遗忘对明朝的感恩之情，遂倾力修撰史书，以延续祖先尊崇周朝、怀念明朝的志向。因而，官方的史学视野在正祖时期达到了顶峰。

朝鲜所修编的中国史书中，明史始终是核心内容，且通常将南明视为明朝正统的延续。比如林象鼎的《林氏历代史统》，从唐尧时期一直记载到永历年间的历史事件；权以生的《史要聚选》则以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为中心，从盘古时代至永历时期，分为帝王、烈女、将帅等二十八类；正祖时期组织编纂的《历代纪年》是一部从上古到永历年间的详细编年史；《明季提挈》涵盖了从洪武元年到永历十六年（1662年）间的明朝史实。朝鲜君臣对无法正式承认南明帝统颇感愤慨，因此采用“春秋笔法”编撰《尊周汇编》等史书，力图记载尊崇明朝的史事，宣扬尊崇明朝、驱逐异族的正义理念。

李锡佑的《芊园家势续通鉴》记载了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永历十六年（1662年）的历史，特别强调正统观念；洪奭周的《续史略翼笺》专门收录了从洪武到永历十六年间的史事；李德懋的《磊磊落落书》则是关于明末清初人物的传记，主要聚焦明遗民；李玄锡的《明史纲目》模仿朱子纲目体裁，记述了明太祖元年至崇祯十七年间的明朝历史，因将南明史置于补编部分而遭受严重批评；《明史纪略》涵盖洪武元年至永历十三年（1658年）间的史事；南有容的《明书纂要正纲》则意在纠正李玄锡的偏误，强调南明的正统地位（1698-1773年）；11卷本的《明朝殉节诸臣录》改编自乾隆四十一年刊行的《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摒弃清朝年号，采用南明年号；李宪明的《清史提要》则记载了南明与清初的历史，采用南明年号为标准；赵彻永的《续明史》记述了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至永历十六年（1662年）的历史，采用南明正朔，旨在纠正张廷玉《明史》对南明的贬低。

王德九的《皇明遗民录》和成海应的《皇明遗民传》则是极为重要的明遗民传记资料。尽管从现代视角来看，朝鲜编纂的中国史书大多是照搬中国史料，内容上并无太多创新，但从文化心态的角度，这些史书成为了解朝鲜王朝与南明非官方交流以及朝鲜南明史观的重要资料。其中，1703年成书的《明史纲目》是朝鲜所编明史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该书作者李玄锡（1647-1703），为朝鲜肃宗时期人物，是太宗李芳远之后、实学派先驱李晬光（1563-1628）的曾孙。李玄锡专研经史，曾在史馆任职，并拜著名学者许穆（1596-1682）为师，史学造诣深厚。因仕途失意，对官场失去热情，他毅然辞官出任清风郡守，专心撰修《明史纲目》。

据孙卫国教授研究，《明史纲目》虽在体例上稍显疏漏，但基本遵循纲目体裁原则，介绍了明代主要史实，且注重人物评价。该书以明清史籍为主要参考，内容无明显创新，但反映出朝鲜当时修史思明的特色，是朝鲜所修明史著述中最早的一部。该书修成后，受肃宗国王鼓励，问世后亦受到朝鲜官员和学者的关注，但也引发不少批评。著名学者星湖李瀷便曾指出，《明史纲目》在论述燕王朱棣起兵时，措辞模糊，缺乏明确的义理批判。他认为书中美化了起兵行为，模糊了靖难之役的褒贬，导致史义不明，难以称为正统史学。李瀷指出，这种“春秋笔法”实际上贬损了朱棣，引发了士人们的不满。此外，部分学者主张书名应更改为《皇明纲目》，以区别于普通明史，体现朝鲜与明朝的君臣关系，但此建议未被采纳。

《明史纲目》最受争议的是将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帝的记载置于附录补遗部分，引发众多尊明士人的激烈批评。晚期文坛名家南公辙（1760-1840），曾以宋末赵昺帝被迫寄身崖海为正统典范，力辩南明三帝代表“存亡国、继绝世”的大义正统，抨击李玄锡将其列为附录，是“自绝于明”的妄为。洪直弼（1776-1852）亦有言：“弘光、隆武、永历三皇帝虽大运已倾，享国不长，但仍属皇朝正统。清虏既然肆意篡逆，竟将其史称为《三藩纪事》，岂非颠倒黑白？李玄锡随波逐流，将三皇帝置于附录，未尊明义，实非良史之举。”他认为真正的史学应当将南明三帝编列于崇祯之后，以彰显大一统与正统之理。另一方面，朝鲜高宗时期儒学家柳重教（1832-1893）也批评北方修明史者与李玄锡均以崇祯为正统终结，而将弘光以下三帝视为闰位，掩盖了大义真谛。他主张大明正统应延续至永历，体现朝鲜士人对南明正统地位的坚持。

对李玄锡《明史纲目》的批评激发了其他学者的修史动力，南有容（1698-1773，字德哉，号少华）即为代表人物。他撰写的《明书正纲》（后改名为《明书纂要正纲》）便反映出三大动因：一是对既有明史书繁复体例及清史编撰中妥协立场的失望，认为明代无可靠史书；二是不满李玄锡将南明三帝置于附录，认为此举贬损南明正统；三是个人志向，希望删繁就简，撰写一部便于阅读的明史。该书虽得到群臣赞赏，但英祖因顾忌清朝态度，未批准出版。据南公辙记载：“府君曾撰《明书正纲》，始于洪武，终于永历，以春秋尊攘之法寓意其间。修史之时，多臣称其书简明且书法严谨，应予刊行。君王阅及弘光纪，忧虑激起事端，遂命抹去草稿。”尽管如此，英祖对南有容评价颇高，称其虽容颜老去，志趣依然坚定，群臣亦赞赏其尊明思攘的史学精神，显示当时朝鲜上下尊崇明朝的心态极为浓厚。

同一时期的黄景源（1709-1787，字大卿，号江汉遗老）在强调南明正统问题上更为激烈。彼时朝鲜并无专门记载南明历史的著作，黄景源遂决定撰写《南明书》，记录南明政权的兴衰史。他在给友人申成甫的信中写道：“景源在史馆时，读张廷玉所编《明史》，看到弘光、隆武、永历三先帝仅列于‘诸王’章节，内心不禁悲愤落泪。昔孔子因鲁史作《春秋》，虽是微末，亦书写天王，明彰大义。三先帝继承毅宗衣钵，正统南方天子，承宗庙之任，然廷玉列其为‘诸王’，是误解‘春秋义理’。景源欲著《南明书》，起于弘光元年，终于永历十六年，以明彰大义。”在另一封给李元灵的信中，他无奈叹道：“自永历入缅，士大夫出七星关奔赴他乡者不可胜数。朝鲜远隔万里，属国史臣难得南明行在实情。故虽欲详论，实难为继。”幸运的是，1755年黄景源作为燕行副使，得以亲访清朝，收集了大量“永历十六年旧史遗闻”，他自认为是“天意”促成了《南明书》的完成。

无论是对李玄锡《明史纲目》的批判，还是对南明专门史事的记述，朝鲜士人讨论南明政权的核心均聚焦于其正统地位。在南明史书编纂过程中，“南明”更多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坚守南明正统实则体现了朝鲜王朝尊崇明朝、怀念祖宗的文化心理。作为一个奉南明正朔却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政权，朝鲜史书对郑氏政权的评价也被纳入这一大框架之中。此前提及的朝鲜晚期重要儒学家、史学家及《丁未传信录》作者成海应对南明及郑氏政权的书写，便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