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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开讲

清末民初时期，蒙古族为何只有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才能生存和壮大？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了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正面临着外来列强的入侵与内部封建统治的双重压力，社会矛盾日益激烈，国家危机四伏，几近崩溃边缘。那时，“中国的主权已名存实亡，外国势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且频频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若把当时的清朝比作沉睡的“睡狮”，那么蒙古族地区无疑是其中最为沉睡的角落。

为了挽救日益衰落的国家，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社会进化论。这一理论在哲学上把“变”视为旧事物的终结和新事物的开端，是推动事物发展与转变的根本原因，它与“不变”形成鲜明对立，因而导致截然不同的后果。

受到当时变法维新浪潮的影响，具有民族复兴朴素意识的贡桑诺尔布开始深入剖析民族面临的危机，探寻社会腐败的根源，逐渐认识到“变革”的重要性。尽管他没有动摇清朝的封建体制，却坚定地意识到，为了避免被世界潮流淘汰，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步伐，寻找“变”的突破口。

他勇敢地突破蒙古传统神学唯心主义的束缚，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视角审视社会发展，提出了“变则通，不变则亡”的变革思想，试图转变根深蒂固的神学观念，推动实业和农牧业的蓬勃发展，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相辅相成，成为当时喀喇沁地区繁荣兴盛的强大动力。这一思路不仅带动了地区经济的整体进步，还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贡桑诺尔布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坚信以文化振兴民族、以教育实现民族自救的理念贯穿于他的变革实践之中。20世纪初，受西方进步文化及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一批开明志士投身文化教育事业，满怀振兴文化的理想与自强精神。贡桑诺尔布顺应时代潮流，发挥才干，为喀喇沁旗的民众带来文化启蒙，并对佛教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同时在实际中积极推动其改造。

在理论上，他以封建时期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无神论等哲学思想作为思想武器，试图转变蒙古族传统的神学观念；在实践中，他改革了“学在寺院”的教育体制，创设新型学校，推广西方先进文化，打破了佛教对民众思想的桎梏，促进了蒙古族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贡桑诺尔布坚信，国家的发展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文明程度取决于人们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他总结道：“自古以来，无论哪个民族，都遵循历史潮流，逐步从落后走向文明。”他以西欧列强的发展为例指出，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经历了野蛮时代，但由于国王们注重教育，使人民逐步强盛。

他特别提到日本这一东洋岛国，其明治天皇亲自考察世界，推行变法维新，迅速兴起工业，数十年内实现国家富强和民众富裕。相比之下，蒙古族在成吉思汗、忽必烈、妥欢帖睦尔时代曾经辉煌，但随后渐趋衰落，陷入贫弱，这难道不是因为缺乏文化和教育吗？

因此，他命令创立学校，协助管理台吉、官员、参领和全体旗民，贯彻王的意志，齐心协力推进教育事业。贡桑诺尔布用唯物辩证法视角审视国家发展，强调每个国家都会经历“由落后到文明”的历史阶段，而教育是这一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他的发展思想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更富有现实指导意义。鉴于各国因重视教育和工业而实现从落后到文明的飞跃，贡桑诺尔布坚信蒙古民族的贫困与落后终将被打破，这一信念贯穿于他“由落后走向文明”的论述中。基于此理念，他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创办新式学校，推广西方先进文化，启迪民智，与当时盛行的神学唯心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变革具有内在的发展属性，它最终会为自己开辟新的发展道路。唯物辩证法指出，所有事物的发展都是逐步演进的过程，现实存在都是暂时且相对稳定的。世界是无数事物相互生成与消亡、交织融合的过程，是不断演进的整体。贡桑诺尔布在推动“由落后到文明”的转型时，首先正视落后的根源，坦诚面对自身劣势，然后以开放的态度学习日本维新经验，逐步推动变革。“扶桑本海隅，事事争前驱。”

他认为，面对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严峻局势，每个国民都肩负救国责任与使命；在向日本明治维新学习时，应当具备强烈的责任感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因此，他把救国安邦作为毕生使命，用诗词表达对启迪民智的深刻思考。

贡桑诺尔布钦佩日本的成功，在《博览会志游日本课》中写道：“民智最为难，眼界尤为宽，借此起胜心，焕然成大观。”晚清时，佛教对喀喇沁旗人民生活影响深远，该旗拥有二十多座寺庙，这些寺庙不仅占用了大量草原和土地，还是当时右翼旗的文化教育中心。

当地百姓深信喇嘛的转世和因果报应，认为人生苦难皆为前世业报，所有善举均为转世积福，盲目崇拜喇嘛转世。然而，真正掌握佛教教义和修养的高僧寥寥无几，普通民众虽皈依佛教，却难以获得真正的知识提升。

事实上，旗民对佛教空洞教义的信仰与清朝残酷统治密切相关。清朝通过盟旗制度实行分而治之，阻断蒙古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使平民无法通过科举改变社会地位。佛教空洞教义却宣称人们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提升社会地位，这成为一种精神寄托。

马克思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灵鸦片。”面对现实困境，许多平民试图通过佛教教义寻求精神慰藉和内心充实。

长此以往，许多平民剃发为僧，导致佛教事业在蒙古各旗县蓬勃发展，形成了“学在寺院”的局面，教育事业因此陷入困境。

对此，贡桑诺尔布发布训令：“阿拉特诸民，尔等可思虑，蒙古人口减少，喇嘛人数亦将减少，宗教自然衰落。今后不准送二三岁孩童出家为僧。”他将人口减少与佛教盛行联系起来，认为减少喇嘛人数能促进蒙古族人口增长，佛教将逐渐衰落。

此外，他在《菩萨蛮·巴林道中》中写道：“平原万顷人踪少，迷离承意生青草。事事听天然，穹庐裹古毡，荒凉连大漠，三五成村落，极目马鞭梢，行行路转遥。”表达了对民众消极人生观的批判，表现出对现实状况的愤怒与无奈。

贡桑诺尔布认识到佛教教义的危害性。在佛教传入蒙古前，蒙古人信奉萨满教，将“天”神化，认为“天”为万物创造者，形成“腾格里吉雅”的天命观念。在蒙古人心中，“天”无比强大且不可抗拒，人的命运由天注定，顺从命运即是正确选择。

随着清朝统治加深，佛教传播扩散，进一步加剧了蒙古族“事事听天然”、安于现状的思想，导致早期蒙古地区形成“三五成村落”的荒凉景象。先进思想家通常具备超常的感知能力，能敏锐捕捉到振兴民族文化的紧迫性。

马克思曾指出形而上学的缺陷：“在看出差别的地方忽视统一，在看到统一的地方忽略差别。”当时蒙古民族的“不变”思想仅停留在形而上学层面，认为现实无法改变，只能“事事听天然”。

然而，贡桑诺尔布突破了这种绝对化、片面化、极端化的形而上学观点。他的发展观源于当时蒙古社会的客观现实和时代条件，运用独特的近代辩证思想观察事物发展，分析事物矛盾，深刻批判“不变”思想，从“变与不变”的矛盾中把握统一性，并在实践中不断解决矛盾。

自清朝以来，蒙古族人口持续减少，生产遭严重破坏，民间思想被压制，民族文化教育遭受严重摧残，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成为急迫的社会问题。贡桑诺尔布引导旗民走向“文明”道路，努力通过文化教育实现民族复兴。在此基础上，他坚信任何国家和民族，只要“顺势而变”，便能完成“落后（野蛮）向文明”的转变。

总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历史潮流都推动着各民族走向文明，这是不可违背的普遍规律。顺应变革则兴盛，固守不变则灭亡。蒙古族唯有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才能实现生存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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