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审理“王元琰贪腐案”的三司官员向唐玄宗汇报，称尚书右丞严挺之曾为王元琰提供帮助，企图为其开脱罪责。唐玄宗听闻此事勃然大怒，立即发出严厉指令：“堂堂中书省官员，后备宰相，居然为罪犯走后门，拿我当做睁眼瞎吗？必须严惩，不能姑息！”话音未落，宰相张九龄便急忙插言：“根据我的了解，王元琰的妻子正是严挺之的前妻，二人已经离婚多年，关系早已断绝，严挺之不可能为她做这种事。”唐玄宗听后脸色不悦：“虽然他们离婚了，但一直保持着某种联系，藕断丝连。”张九龄则激动地反驳道：“从逻辑上讲，这不成立，背后一定有人陷害！”唐玄宗怒火中烧：“你这张九龄居然替严挺之辩解，简直是结党营私，敢公权私用，罢了，你去吧！”随即，唐玄宗迅速发布圣旨，罢免张九龄宰相职务，调任尚书右丞，并将李林甫任命为新的中书令，牛仙客接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从此，张九龄被踢出权力中心，进入“李林甫时代”，而“开元盛世”背后的最后一位伟大宰相也被一夕之间推翻。

严挺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为何张九龄会毫不犹豫地为他辩护？背后的“王元琰贪腐案”究竟隐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严挺之，科举出身，年少时才情出众，英俊非凡，为人直率、清高，骨子里有一股坚韧的气节，是典型的干吏之才。性格上的刚烈让他成为了许多人眼中的“刺头”。他曾公开批评唐睿宗“以夜继昼，游戏不止”，上书谏言指出“耗费了大量百姓劳力，培养了繁华的宴乐之资”，显然，他并不畏惧得罪权贵。此外，他曾因与侍御史们的冲突而被贬为万州员外参军，而后几经波折，他最终还是得到了重新的任命。在他的身后，有着三位宰相的支持——姚崇、杜暹和张九龄，正是他们的提携，才使得严挺之得以一步步晋升。

但严挺之最大的贵人无疑是唐玄宗。一次，严挺之被贬至太原少尹，期间收到皇帝身边王毛仲的密信，要求他调拨武器。严挺之敏锐地察觉到异常，他知道，武器调拨需要皇帝的旨意，这封信显然别有用心，于是他果断拒绝了，并将事情报告给了唐玄宗。不久后，王毛仲因谋反被揭发，唐玄宗为此大加赏识，严挺之也因此重回京城，升任刑部侍郎。张九龄对他也非常器重，将其提拔为尚书右丞，主管吏部的铨选工作。

自开元年间以来，唐玄宗对宰相制度进行了重要改革，采取“二相制”，以中书令为首相，副相负责辅助，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首相的能力，也避免了宰相之间的争斗。然而，随着时光推移，原本和谐的“二人转”变得日益复杂，宰相之间的权力斗争愈发激烈。张九龄担任宰相时，副相有两位：裴耀卿和李林甫。裴耀卿负责经济工作，是张九龄的亲信，而李林甫则表面上恭敬，实际上心怀叵测，一心想取而代之。张九龄作为一位文人，显然并不喜欢李林甫这种粗俗的官僚，他也曾试图提拔严挺之进入权力核心，但李林甫显然不会善罢甘休。

李林甫对严挺之极度忌惮，因为他知道，如果严挺之被提拔，那自己就很有可能被排挤出局。李林甫的深沉与算计，令张九龄未能预料到。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下，张九龄为了保住严挺之，竟然与唐玄宗发生了正面冲突。尽管如此，张九龄并未能获得唐玄宗的支持，最终被罢免，严挺之也被降职为洺州刺史。

然而，李林甫并未因此放松警惕。第二年，牛仙客如愿拜相，而一名监察御史周子谅公开批评牛仙客“滥登相位”。李林甫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他的指使下，唐玄宗下令将周子谅打得气绝，随后将张九龄彻底扫出京城。

尽管严挺之被外放至洺州，但李林甫并没有放松对他的防范。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曾询问李林甫严挺之的近况，表示希望他能复职。李林甫深知其中的危机，迅速展开了自己的计谋。他先是接近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展开一番“糖衣炮弹”的攻势，使得严损之放松警惕。然后，李林甫巧妙地设计了一个陷阱，让严损之上书请求皇帝召回严挺之，称他因病需要治病。李林甫将报告呈给唐玄宗，故意隐瞒了严挺之的复职意图，反而说他年事已高，且患有严重的风症，建议给予他一个闲职。唐玄宗听后，叹息不已，但并未再追究。最终，严挺之被任命为“员外詹事”，一个名义上的官职，实则毫无实权，直至他在洛阳病逝。

这段历史中的权力斗争复杂且错综，李林甫无疑是这场政治博弈中的最大赢家。他的手腕、谋略和耐心让张九龄和严挺之等人都黯然失色，最终李林甫成为唐玄宗最为亲近的权臣，掌控了大唐的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