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开国皇帝在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往往对功臣采取防范措施，尤其是那些具有军事才能的武将，往往被视为潜在威胁。

例如，韩信和张良、萧何一起被誉为“汉初三杰”，但最终只有韩信命运悲惨，惨遭刘邦亲手处决；而彭越和英布这两位杰出的将领也未能逃脱同样的命运，都被刘邦所杀。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朱元璋身上，虽然他成功统一了大明，但由于他性格多疑，几乎所有的功臣，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未能幸免，他仅仅留下了四名大臣。而与这些皇帝相比，赵匡胤的做法却显得有些不同，他以一次宴会为契机，采用了杯酒释兵权的策略，将功臣们安置在了合适的位置，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不仅未有杀戮，反而赢得了人们的称赞。

然而，这只不过是赵匡胤改革的第一步，随着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不断调整，最终宋朝走上了“重文抑武”的道路。

唐朝灭亡之后，中国大地经历了七十多年的分裂与动荡，五代十国的局面让各地割据政权如雨后春笋般崛起。那时，中原地区曾先后出现过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尽管政权更迭频繁，但大多数民众还是认同了后周的统治。

后周的开国皇帝郭威，原是后汉的名将，经过部下支持，成功登上了帝位，建立了后周政权。然而，由于后汉最后一任皇帝刘承祐残酷杀害了郭威的所有子女，郭威只能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干儿子——柴荣。柴荣不仅精力充沛、治国有道，而且勇猛善战，但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未能完成统一大业。柴荣的儿子柴宗训年仅七岁，完全不懂政事，太后在政治上的能力也有限。

公元760年，辽国和北汉看到后周只剩下一个孤儿皇帝和一位无力掌控国家大局的太后，认为这是一个入侵的好时机，便联合出兵。得知敌军来袭后，柴宗训和太后惊慌失措，慌忙请教了宰相范质。范质凭借多年的经验，深知只有赵匡胤有能力应对这场危机，便建议太后和小皇帝派赵匡胤出征。

赵匡胤原是郭威的部下，期间凭借卓越的战功逐步得到了升迁，最终被任命为殿前都点检。在柴荣去世后，由于太后和小皇帝对赵匡胤的不信任，赵匡胤手中掌握的兵权被剥夺。面对敌军的威胁，赵匡胤没有立即出征，而是先向小皇帝要求恢复兵权。尽管如此，皇帝和太后仍犹豫不决，担心赵匡胤夺权后会篡位，最终，经过深思熟虑，还是决定给他兵权。毕竟，赵匡胤当时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有异图。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赵匡胤率军到达陈桥驿时，东京城内却传出了“立赵匡胤为天子”的流言。这一传言迅速在军中和朝廷中引发了轩然大波。许多将士也开始私下谈论，如果赵匡胤当上了皇帝，必定能够成为他们的依靠，而小皇帝年幼、政事无能，难以撑起大局。

这些言论的背后，很可能有赵匡胤的兄弟和谋士赵普在暗中操控。渐渐地，整个军队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开始倾向于拥立赵匡胤为帝。见时机成熟，赵匡胤的兄弟赵匡义和赵普决定采取行动，他们利用赵匡胤酒后昏迷的机会，将黄袍披上赵匡胤身上，并高呼“万岁”。赵匡胤假装醒来，表现出些许犹豫，并告诫众将：“若想拥立我为帝，你们必须答应，日后必须听从我的命令。”

众将士纷纷跪下表示愿意效忠。赵匡胤既然已下定决心，不再向边疆进发，带领将士回到开封，强迫小皇帝禅位。在这次变革中，由于军纪严明，几乎没有流血事件发生，宋朝的政权实现了平稳过渡。

赵匡胤深知自己夺取帝位的方式与郭威类似，都是黄袍加身，但他也意识到，若手下武将们日后对自己产生不满，可能会重蹈覆辙，导致政权更迭。因此，赵匡胤心生疑虑，决心控制权力，防止武将掌握大权。

公元961年，赵匡胤在一次宴会中，邀请了当年曾一起并肩作战的将领们，如石守信和王审琦等。这些将领曾帮助他顺利登基，但在赵匡胤的心中，他们的兵权始终是一个隐患。宴会之际，赵匡胤借酒发愁，感慨道：“若不是你们出力，我怎能称帝？但现在，我当了天子，却依然感到痛苦，每晚难以入睡。”

石守信等人听到此话，纷纷表示不解，赵匡胤则进一步解释：“天子之位，人人皆可争，但若有一日，你们的部下也想借机争取黄袍，那该如何应对？”

这些话让石守信等将领震惊，他们恍然大悟，明白赵匡胤的深意，纷纷跪下请求皇帝给予指示。赵匡胤则劝他们，享受荣华富贵，不必过于心急。第二天，这些将领纷纷向赵匡胤请辞，退役不再掌兵。

赵匡胤通过这种方式，成功从将领手中收回了兵权，而未留下“残酷屠功臣”的骂名。与此同时，宋朝的军事力量逐渐变得薄弱，军事力量的削弱为后来的局势埋下了隐患。

宋朝的“重文抑武”政策虽然有效避免了武将权力过大的问题，但也导致了军事力量的削弱，行政效率变得低下。宋太宗时期，虽然他一度在战争中取得过一定的胜利，但在后期却因连年战争失败，使得国力逐渐衰退。而他实施的“重文抑武”政策更是进一步削弱了武将的地位，导致了边防空虚、国内叛乱的发生。

综上所述，宋朝的“重文抑武”政策，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考量，但也导致了军事上的弱化，最终使得宋朝在外敌压力下不得不屈辱求和，甚至出现了靖康之耻等重大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