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蒋冉Jiang

编辑 | 蒋冉Jiang

众所周知，汉朝的兵器原料多来自韩国，但随着魏朝的兴起，对韩国采取了不友好的政策，转而向日本表示了友好姿态。这一变化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何魏和汉对韩国的态度有如此大的差异？

至于公元前108年，汉朝在四大司令部的建立地点仍然存在争议。虽然历史学者们至今无法统一意见，但乐浪的司令部已经被确认为位于大同江南岸，具体位置是东成里，这里有31公顷的土墙遗址。如今，这个遗址已被纳入现代平壤市的范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距离这一发现已有近2000年的时间，发现者竟是日本殖民朝鲜半岛期间的考古学家。

在1934至1935年间，日本考古学家在东松里进行了约1200平方米的发掘工作，揭露出砖砌车道、排水涵洞、供水井、厕所等基础设施。更为重要的是，考古学家还在现场发现了木制建筑支柱的基石，甚至在一块屋顶瓦片上找到了“乐浪礼仪宫”的刻字，这些都为乐浪的存在提供了明确证据。出土的大量汉代铜币和刻有文字的粘土印章，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司令部作为中央经济与行政职能的重要性。

此外，出土的青铜器、铁器和玻璃制品也显示，乐浪司令部有着自给自足的战略物资生产能力。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其他可能是总部和地区办事处的有城墙遗址，这些遗址与乐浪具有共同特征，如夯土城墙、砖覆盖地板、建筑基座等。令人惊讶的是，东松里曾被认为是朝鲜政权的首都“旺洪”，但深入研究后发现，东松里的有围墙遗址并没有证据表明其早于乐浪时期，尽管周围确实有很多朝鲜墓葬。

这些有围墙的遗址周围，通常伴随着以罐子、瓦片或木材为材料的墓葬形式。这些墓葬直接埋在地下或用木材或砖块封闭，显示了不同社会阶层和族群之间的差异。这些不同的建筑风格和陪葬品类型，不仅反映了墓主的社会地位，也揭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乐浪建立后，朝鲜的地方官员被纳入到汉朝的统治网络中，并且从山东和辽东招来了官僚。由于高句丽的居民已经包括来自铁器时代的家庭以及燕齐地区的难民，汉族、土著和高句丽三个民族的混合形成了乐浪的独特社会结构。公元1世纪时，乐浪的命运与山东和当地的分裂运动紧密相关，山东墓地的铭文和艺术品强调了“主权”，这一点与乐浪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

在公元25年，乐浪总督遭到暗杀，光武帝重新实施中央集权，这一系列事件使得许多人开始向南迁徙，甚至有些移民带着对汉族文明的深刻理解来到南部半岛。后来，这些移民对当地的文化和工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许多新的工艺技能可追溯到他们的传承。

乐浪附近的山上，散布着3000多座墓葬，这些墓葬的结构和出土物品反映了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不断变化。汉代风格的木质墓室在3世纪之前持续使用，随后开始出现泥土堆砌的砖墓，并最终在高句丽的影响下，石墓逐渐取而代之。特别是公元前1世纪的木棺墓中出土的铁器、青铜匕首等物品，反映了高句丽文化的影响。

然而，在公元30年光武帝重新征服乐浪后，陪葬品的种类发生了急剧变化，尤其是青铜器、漆器、铜镜、钱币和玉器等逐渐成为主流，这一时期被称为乐浪的“黄金时代”。大多数富贵的墓葬位于平壤周围，而更远处的墓葬则缺乏汉代的奢华物品，表明这些墓主的社会地位和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有所不同。

乐浪地区的汉族存在为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事实上，汉朝派驻乐浪的官员大多并未在当地安葬，因为汉朝的一个传统是将已故官员的遗体送回祖国。墓葬中的种族区分，往往是通过陪葬品来体现的，这些陪葬品的组合分为三类：完全汉族风格的、汉族与土著混合的以及汉族与当地陶器混合的。

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例子是普若·耶贡的墓，这座墓葬中既有汉族的物品，也有土著的物品，显示了他可能是一个在行政网络中担任职务的本地人。令人感兴趣的是，其他两个墓主也有类似的混合陪葬品，可能是汉族人与本地文化的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本地居民也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甚至在陪葬品上展示了汉族风格。

从公孙家族到魏王，公元2世纪末，汉朝失去了对东部各郡的控制，辽东郡的总督公孙家族接管了乐浪南部，并在202年至204年间建立了岱坊郡。在3世纪初，辽东、乐浪和岱坊三郡都归公孙胜治理。由于公孙政权并非王朝性质，历史记录没有明确记载岱坊郡的早期情况。

当魏朝在公元238年征服岱坊郡时，该地区再次纳入了中央控制范围，这一变动也被魏史记载下来。乐浪南部的地区，作为“三汉”之地，其汉族起源和与高句丽的关系仍然是学术争议的焦点，尤其是在人口迁移和社会动荡的背景下。

考古学上，汉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穆蒙晚期或铁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形成，这些文化标志性地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的土坑中的木棺和瓦伊勒陶器中。随着高句丽的征服和乐浪的建立，南部半岛的汉族人口开始增加，专门技术的出现，以及物资交换网络的形成，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这些网络甚至延伸到了日本岛屿。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岛的青铜生产中心逐渐转向东南半岛，青铜作坊的扩展也促进了该地区与南方大陆的联系。铁器成为主要的随葬品，并与当地的青铜器一起出现，反映出乐浪对当地文化的深远影响。虽然这些青铜器大多是进口的，但它们的种类繁多，包括镜子、马具、战车配件和青铜箭头等。

这些文化交流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上，还体现在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上。通过对乐浪和岱坊的考古研究，我们对铁器时代晚期的定居模式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尤其是大坝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对这些遗址的挖掘和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朝鲜洞和Taho-ri遗址的发掘，使考古学家进一步认识到，许多早期的“坑葬”实际上是由于棺材的腐朽和消失而形成的。这些墓葬中出现了汉族和非汉族文化的混合，尤其是Taho-ri遗址中棺木的独特形态，进一步印证了乐浪与南方大陆的文化交流。

总之，乐浪地区的汉族文化与当地原住民的互动，以及随着社会变迁的演化，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铁器时代晚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深刻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