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00年，赵佶继位为大宋皇帝，发出大赦天下的命令。苏轼也幸运地被赦免，并封为正七品朝奉郎。尽管职位不高，苏轼终于可以回到京城安度晚年。然而，长期的流放生活早已摧残了他的身体。还未到达宋都开封，年已65的苏轼便在江苏常州去世了。

苏轼的去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幸运。若他活过一段时间，面对即将发生的宋廷变局，无疑会更加痛心。他的死，反而为他避免了更多的遗憾。

一年后，宋徽宗赵佶在蔡京的辅佐下重启新政，开始大力推动改革。由于新政必须排除旧党，蔡京列出了120名“阻碍改革”的人物，其中包括苏轼、黄庭坚等知名文人。这些名字被镌刻在石碑上，立于端礼门外，成为“扬恶”的标志。所谓“扬恶”，就是昭告天下，这些人是改革的阻力，是国家的罪人。

不止如此，宋徽宗下令彻底清除这些“坏人”的文化痕迹，要求将苏轼、黄庭坚的诗文、书法、画作等一切遗留作品都搜集起来销毁。这个举措像极了历史上的“焚书”，引起了京城的轩然大波。地方官员不遗余力地搜查百姓家中的苏轼作品，凡是隐瞒的百姓，都会因“大不恭”的罪名被监禁。更有官员利用这个机会，偷偷将苏轼的作品藏匿起来，待时高价出售。

在徐州护城河边，曾有一块苏轼关于治理黄河水灾的石碑。按照蔡京的要求，这块碑也要被销毁。然而，当时的徐州太守不忍心动手，于是指示将石碑投进护城河里。数年后，苗仲先接任徐州太守，他命人暗中打捞起石碑，并私自拓印了数千份。第二天，他故作正义地在众人面前砸烂了这块石碑。如此一来，石碑没了，但拓片却成为了珍贵的文物，苗仲先也因此大赚一笔。

这一系列行动不仅导致了苏轼作品的销毁，也深刻影响了北宋文化的传承。苏轼的诗文书画本是北宋文化的精髓，然而，随着这场政治运动的推进，几乎所有苏轼的遗作都被抹去，这也成了今天我们难以见到苏轼真迹的根本原因。

就在北宋朝廷忙于抹去苏轼的文化痕迹时，北方的金国则积极备战，整顿军队，准备南下侵宋。公元1127年，金军攻破了开封，俘虏了徽、钦二帝及数千文武官员和宫女，北宋在这场灾难中几乎断气。金国占领了宋朝的领土，却并未能稳固民心。尽管宋徽宗和宋钦宗因暴政遭人痛恨，但中原人民根深蒂固的忠诚于赵家天子，使得他们对新占领者完颜晟并不服气。金太宗意识到，若想稳固统治，必须采取怀柔策略。

一天，金太宗无意间翻到了一本苏轼的诗集，看到其中的作品，他心生一计。苏轼和黄庭坚的名声不仅在北宋广为流传，在金国的上层社会及百姓中，也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于是，金太宗决定利用苏轼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来增强统治的合法性。他立即召集群臣，宣布苏轼和黄庭坚为“忠烈之臣”，并下令大量刊印他们的诗文、书法作品，广泛宣扬他们在官场上的清正和为民治理的事迹。同时，金太宗公开宣称，金国的南侵是替天行道，是为了清除宋朝腐败的政治势力，恢复正义。

这一举措立即在民间产生了强烈反响。苏轼作为宋代的文豪，曾因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而备受百姓同情。如今金国为他伸张正义，使得许多宋人感到心头一块大石终于落下。金太宗借此赢得了民心，提升了对金国统治的认同感，许多人开始认为金太宗是一位明君。

然而，金太宗的野心远不止于此。在稳住占领区的局势后，他决定继续南下，攻占南宋。他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于是，他再次利用苏轼和黄庭坚的名声，宣称出征南宋是为了替他们复仇，扫除“宋朝奸佞”。于是，公元1127年冬，金太宗派遣大军南下，开始了第二次的侵宋战争。

消息传到南宋，宋高宗赵构闻讯大为震惊。面对金军再次南下，赵构决定放弃扬州，带领朝廷迁往建康（今南京）。金军紧追不舍，最终赵构逃至杭州、越州等地，金军始终未能擒获他。

在这场战乱的背景下，赵构为化解金国的侵略冲动，开始了一场“昭雪苏轼”的政治操作。他深知，若要为苏轼复仇，必须巧妙应对。毕竟，苏轼的“罪行”是宋徽宗亲自定下的，若直接为其平反，等于否定父皇，这对赵构来说是巨大的政治风险。

于是，赵构采取了一种间接的方式。他命宫廷画师马和之创作一幅《赤壁后游图》，将苏轼的名篇《后赤壁赋》的意境尽量呈现出来。画作完成后，赵构亲自在画作背面书写《后赤壁赋》全文。此举一经亮相，朝中百官纷纷惊讶，百姓也纷纷议论，这是否意味着要为苏轼平反？

看到民间反响如此热烈，赵构决定顺应民意，为苏轼平冤，追赠“文忠公”封号，封赏他的诗文，鼓励百姓阅读、吟诵。这一举措立即在社会上掀起了“苏轼热”。尽管这一行动的背后更多是赵构应对金兵南下的战略需要，但无疑，苏轼的一生终于得到了某种形式的“圆满”——不仅恢复了名誉，也为后世留下了更加深远的文化影响。

然而，这一切似乎也带有讽刺意味。苏轼，作为一代文豪，在生前和死后都未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死后，他竟然要依赖敌国的“帮助”才能得到公正对待，这又岂不是一种辛辣的讽刺？

参考资料：《宋史》、《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