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的诸侯们推选袁绍为联军盟主，但他们并没有统一集结兵力围攻董卓，而是各自为战。虽然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共同打击董卓，但具体如何出兵、从哪里进攻，袁绍并没有太多话语权。

打董卓的整体方向虽然明确，但每个诸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行动，这使得此次围攻根本无法达到“六国攻秦”的规模，更远远不足以比拟“七王之乱”的局面。袁绍当时驻扎在河内，麾下的军队由冀州和渤海郡的兵力组成，这支力量与河内太守王匡的泰山兵共驻在河内郡，几乎接近了司州的边界。然而，正因为位置过于靠近董卓的兵力，袁绍与王匡在行动时却显得犹豫不决，甚至不敢进一步进军西部，因为一旦深入，必然会与董卓的军队发生正面冲突，但他们明白自己绝非董卓的对手。

冀州牧韩馥，尽管名义上也是参与联军的一员，但实际行动上他几乎没有动弹。他在冀州邺城驻扎，虽然表面上是负责提供粮草，实际上他不过是在一旁作壁上观。韩馥对袁绍有着深深的疑虑，甚至减少了军粮的供给，试图通过这些手段让军队变得松散。他没有参与实质性战斗，连最基本的支援都没有提供，堪称冷眼旁观。

相比之下，袁绍和王匡这支军队，虽然有意出征，但面临董卓的庞大实力，始终未能迈出决战的一步。这个冀州、河内军团是那种“既想打又不敢打”的典型状态。

至于兖州，主要由陈留太守张邈、兖州刺史刘岱、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等人组成，他们驻扎在酸枣。酸枣地处今天的河南新乡市延津县西南，当时隶属于兖州陈留郡。兖州诸侯口口声声说要讨伐董卓，但他们却仅仅局限于在自己的州界内活动。由于离董卓的主力太近，若贸然出击，必然会碰上强敌，因此他们选择了守株待兔，安稳地待在酸枣，一动不动。

这是兖州军团的真实写照：一边口口声声要讨伐董卓，另一方面却死死固守州界，不敢轻举妄动。

袁术则带着他在逃离洛阳时所带出的一支部队，驻扎在荆州南阳郡的鲁阳县。他有名望，但实际能力有限，根本不可能单独对抗董卓。即便他有心参与行动，也得等到孙坚到达南阳后，才能开始计划。然而在孙坚未到时，袁术显然并不急于出兵。

这支军队被称为南阳军团，实际上虽然有一定的战斗力，但还是需要等待合适时机再出手。

豫州的孔伷则驻扎在颍川。虽然他表面上是豫州的刺史，但他同样没有离开州界。即便豫州成为战场，遭受董卓军的袭击，孔伷也未能有效地反击，反倒成了受害者。豫州军团的命运注定就是这样：被动挨打，并且几乎没有抵抗的力量。

面临关东诸侯的联合进攻，董卓显然不惧。董卓提出了“大发兵”以讨伐山东，意味着他打算全面出击，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简单来说就是全民总动员。然而，董卓的举动并未得到人民的支持，他的统治举步维艰，特别是关东的太守和刺史纷纷反叛，洛阳的公卿也在暗中使坏，这让董卓的统治成本不断攀升。

就在董卓准备发动全面战争时，尚书郑泰提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建议：根本不需要全力动员凉州军队，只凭凉州的兵力便能轻松击败关东诸侯。董卓被郑泰的言辞所打动，几乎答应将军队交给郑泰指挥。

这实际上挽救了诸侯联军。如果董卓果真全面出击，联军必然难以抵挡。原因非常简单：董卓不仅拥有强大的军队，还控制着朝廷。以他手中掌控的军事力量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威，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对手能与之抗衡。朝廷的命令或许对袁绍不起作用，但其他诸侯未必敢无视。在董卓的压制下，冀州牧韩馥或许会偷偷反叛，甚至退兵断粮，这都能让冀州和河内的兵团陷入困境。

一开始，东汉朝廷与关东诸侯的局面大致相当于七国之乱的局面，但在董卓的指挥下，局面已经彻底变质，变成了西凉军与关东联军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

而郑泰的建议并没有错。单凭西凉军，董卓完全能够碾压这些所谓的诸侯联军。

具体而言，冀州军团在王匡的指挥下，迎战董卓，结果王匡惨遭全军覆没。王匡原本计划渡过黄河，直接对准洛阳，但由于过于接近董卓军队，他不仅未能前进，反而被迫后撤。

与冀州和河内的行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兖州诸侯表面上喊打喊杀，实际上根本没有迈出自己州界一步。曹操虽然年轻气盛，主动出击，但最终遭遇了董卓将领徐荣的袭击，导致全军覆没，差点命丧黄泉。曹操这场惨败使得他不得不重新审视局势，最终他选择了守势，而非继续进攻。

豫州方面，在董卓的军事打击下，局势更加严峻。特别是董卓的西凉兵几乎随时都会进入豫州地区，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和伤害。

孙坚的到来则为豫州带来了一些变数。尽管他先后参与了梁东之战和阳人聚之战，最终孙坚打破了西凉兵的围攻，尽管他的胜利勉强，但相比其他诸侯，他的表现仍然较为突出。

然而，这一系列战斗并未彻底改变战局。在孙坚暂时占领洛阳后，他的目标并不明确，董卓此时已决定将西部作为自己的根基，并向关中挺进。关东诸侯虽然表面上依然聚集在一起，试图通过联军打击董卓，但事实上，他们的目标已发生了变化，更多的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