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日本不仅侵略了中国，还向东南亚多个国家展开了扩张。然而，尽管日军入侵了被英国占领的香港岛，却奇怪地没有触及澳门，这一现象引发了不少讨论。

一种常见的解释认为，日军看不上澳门，因为它面积较小、地理位置偏僻，且经济体量无法与港岛相比。澳门不仅没有机场，也没有像香港那样的重要商业区，因此在经济和战略价值上，似乎对日本没有吸引力。

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澳门是一个富裕的地区，特别是在日本开始侵略战争之后，澳门的经济资源对日本来说并非无关紧要。说“日本看不上澳门”，实际上过于高估了日本在侵略过程中对战略资源的选择性眼光。

有学者提出，日军没有侵占澳门的背后，另有更复杂的原因。晚清名士刘成禺在其《世载堂杂忆》一书中指出，日军未占澳门的根本原因与巴西的日侨问题有关。

巴西自16世纪30年代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尽管1822年独立，但葡萄牙对其影响仍旧深远。为了开发巴西，葡萄牙引进了大量的日本移民，这些移民的主要目标是开拓巴西的内陆。为了确保日本移民在巴西能够扎根，当地政府出台了两个规定：第一，任何前往巴西的日本移民必须全家一起迁移，单身移民不被接受；第二，所有移民必须加入巴西国籍。秘鲁当时也实施了类似的政策，这也为日裔移民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最终巴西的日裔人口在二战时达到300万之多。

葡萄牙的殖民者非常担心日本可能会入侵澳门，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巴西政府。巴西当时警告日本，如果澳门遭到侵略，巴西将把所有日侨驱逐回日本。这一威胁对日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300万日本人在巴西的生活会被摧毁，不仅会制造社会混乱，还会带来极大的民生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最终决定避免对澳门采取军事行动。

然而，这一解释仍然令人疑惑。毕竟，二战期间，日本最需要的是人力资源，特别是随着战争深入，日军的兵员损失惨重，缺乏士兵成为了一个严重问题。既然巴西拥有如此大量的日裔人口，若巴西真的将300万日侨送回日本，岂不是为日本提供了急需的兵源？这一点让学者们感到困惑。

那么，除了“巴西日侨说”，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原因呢？表面上看，葡萄牙的“中立”政策似乎是保护澳门免受侵略的关键。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葡萄牙意识到日军的野心，不仅会侵占中国东北，南进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因此，葡萄牙外长费尔南多·阿乌古斯托·布朗克于1932年3月5日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发布声明，宣称葡萄牙将在中日冲突中保持中立，并明确表示澳门将作为一个中立区，不受交战双方侵犯。

但这种中立宣言能否真正起到保护作用呢？二战期间，德国曾入侵中立的比利时，日本也曾无视中立国的法律，侵略其他国家。若日军决心侵略澳门，葡萄牙的声明显然并不足以阻止他们。

经过多年研究，澳门学者陈锡豪揭示了一个更加令人信服的理由——日本与葡萄牙之间达成了秘密协议。1940年，情报显示日本曾向澳门提出五项要求，作为不入侵澳门的交换条件：

1. 驱逐澳门的抗日分子；

2. 与汪精卫政权进行经济合作；

3. 允许日军发行的军票在澳门流通；

4. 停止与英国及香港的经济联系；

5. 辞退在澳门担任警察的印度人，改用亲日分子。

接到这一情报后，蒋中正政府指示驻澳门公使李锦伦，要求澳门拒绝日本的要求。然而，澳门当局矢口否认与日本的接触，宣称不会做出任何妥协。但事实上，到了1940年底，军统获得了《日葡澳门协定》的相关资料，证明澳门当局与日本确实有过密谈，并同意与汪精卫合作，断绝与重庆的联系。这一协议包括28条条款和120项附加内容，虽然其中没有明确表示日本保证不入侵澳门，但实际上，澳门当局的妥协，尤其是背弃中国利益，才换来了日军的“不作为”。

在1945年8月，日伪特务头子黄公杰被中国游击队抓获，他曾威胁澳门当局，声称掌握了大量日本与澳门当局合作的证据。澳门当局极为紧张，担心黄公杰的供词揭露双方的秘密交易，从而暴露“中立”政策的虚伪。为了避免这种局面，澳门当局急于将黄公杰处决。

尽管澳门在表面上与日军保持了某种程度的合作，但战火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波及了这片土地。战争爆发后，澳门成为了一个避难所，大量的难民涌入澳门，达到了6万之多，几乎占到了澳门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虽然葡萄牙当局向日本妥协，但在公开场合，澳门始终没有向日方交出抗日分子。随着日军的节节败退，澳门当局与中国抗日武装之间的接触也逐渐增加。

1944年，葡萄牙当局通过在澳的中山籍人士黄槐，与珠江纵队的欧初联系，开始商讨合作事宜。最终，澳门当局同意为中国抗日游击队提供支持。通过这些努力，五桂山抗日游击队抓获了黄公杰等汉奸特务，并帮助澳门人民清除了一些日伪势力。

澳门虽在一定程度上与日本达成妥协，但也有其独立的抗战精神。澳门的民众，尤其是中国籍居民，积极支持抗日运动，成立了各种救灾和募捐组织。在战时，许多澳门的青年志愿奔赴前线，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战争中的澳门，尽管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博弈和困境，但其民众和部分当局依然为抗战事业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