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含山凌家滩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第一批复杂社会中目前能够确认的最大规模聚落[1]。这个聚落有内、外两重环壕，外环壕围合面积140万平方米，持续使用600年以上[2]。规划和组织营建这种大体量的建设工程，显然需要有成熟的景观设计知识和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作为支撑。本文将在发掘凌家滩聚落规划布局，推测工程组织者、营建者的基础上，讨论长江中下游地区同类聚落的景观特点、设计思路，并借以窥探最早出现的复杂社会分化情况。

一　凌家滩聚落的规划

凌家滩遗址地处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别山余脉与长江之间的山前冲积平原。遗址东距长江、西距巢湖均为25公里。这一区域在马家浜文化晚期就有零星聚落出现，至崧泽文化早期聚落数量急剧增加，在崧泽文化晚期达到高峰，凌家滩就是这个高峰时期的聚落[3]。凌家滩遗址背靠的太湖山，是一系列并行的大别山余脉最靠外（东南）的一座。太湖山西侧和山前的裕溪河则是巢湖通向长江的唯一河道。太湖山向东南延伸出一片扇状岗地，凌家滩遗址就坐落在其中的一条岗地——长岗的尽头，下邻后河（裕溪河支流）。

凌家滩聚落由内、外两重环壕（壕沟）围绕，但所谓环壕，实际上都只有北半圈，南端与后河相接。环壕平面大致呈梯形，方向为正北略偏东，围合范围东西长约1500、南北宽约900米，面积约140万平方米。解剖式发掘表明，内、外环壕壕沟一般宽约20米，最窄处宽8米，最宽处宽30米；内、外壕沟在岗头两边较浅，在岗头上较深，最深超过6米，平地上残留深度2~3米。内、外环壕北段偏西的位置上各有一个对应的缺口，可知环壕并不贯通，也不存水[4]，只有防御的作用。两个缺口相对，都正好在长岗的顶部，是聚落往北的出口，也就是北门，由此出去是通向太湖山的一条道路。内环壕年代较早，外环壕稍晚且只发现了西北部拐弯的一段，发掘者认为外环壕是在聚落不断扩大之后才有的，并没有最终完成。因此，凌家滩聚落最初的设计，应当只考虑了内环壕这一部分（图一）[5]。

图一　凌家滩遗址地形及聚落布局

内环壕围合范围东西长1160~1230、南北宽约400米，占地面积约50万平方米。内环壕外东北角还有一个三角形小围壕，与内环壕相接，但沟口稍窄，只有6~12米宽，如果是最初内环壕设计的一部分，则内环壕就不是梯形而是方形了，考虑到这段围壕比较窄，更倾向于是后来增建的。此外，遗址勘探还在内环壕东段和西段之外以及出北门长岗的东西两侧平地上发现有居址类堆积，应当也是在内环壕聚落建成并使用之后由于人口增加而形成的，再往后才会有外环壕的兴建。

内环壕中间被南北贯穿的大港河分为东西对称的两部分，长岗的岗头在西半部，东半部是岗下地势较平的区域。西半部东侧靠中间大港河位置发掘到一座大型建筑基址，南北长88、东西宽40米，面积约3400平方米，整体为长方形，方向几乎为正南北。这个基址由红烧土堆砌而成，边缘笔直，中部厚1.5米，虽然上面已经破坏无存，但无疑是建筑的基础。红烧土建筑以西也有一片建筑基址，由方形青灰土和黄土相间铺垫而成，南北起止点与红烧土基址相当，东西宽23米，高出红烧土顶面1.6米，其上残留有柱洞、基槽和红烧土坑，应当是与红烧土建筑同时的大型建筑物基础部分。红烧土建筑基址大部分被保留未做清理，只在其西北部清理出其下更早的一座房屋，南北长11、东西宽5.5米，保留了墙基槽及类似柱洞的小坑。该房址以东还有烧结面，其上发现有数件倒扣的大口缸[6]。这些迹象表明，红烧土建筑所在的位置，虽然先后修建有不同的建筑物，但这里一直都是大型建筑或特殊建筑区，而非普通的居住生活区。

内环壕内大港河以东的部分称为石头圩，这里地势平坦，中间部位分布有大片与建筑相关的红烧土堆积，估算面积有10万平方米，东西长达800多米。建筑排列方向与后河平行，建筑主体面向西南。98F1就是其中一座房址，残长近10米，进深4米以上，发现有隔墙，应当是木骨泥墙式排房。这片建筑区以南至后河之间的“文化堆积”越来越厚，还有密集的沟状和坑状堆积，堆积物中富含陶片和碎骨，发掘者推测是倾倒垃圾的场所[7]。

出内环壕北门，路东侧为一处“祭坛”墓地，这里海拔20米以上，而岗头两侧平地海拔只有6.7米。所谓“祭坛”，是一种土石结构的方形台体，发掘者将其复原为3层堆积：最下面第3层是厚10~35厘米的纯净黄斑土，堆筑为边长约14米的正方形；其上第2层为厚约25厘米的白黏土夹杂小石子，堆筑于第1层的中部偏北，为长方形；最上面的第1层为大小不一的卵石和黏土，约30米见方，覆盖在第3层北部及其以外的位置。“祭坛”上有3个“祭祀坑”和4个“积石圈”[8]。“祭坛”之上发掘清理了打破“祭坛”的墓葬59座，其中有不少墓葬分布到了“祭坛”范围以外。“祭坛”和墓葬都是正南北方向。出北门的西边，新近也发现有类似“祭坛”第1层的卵石堆积物。另外，发掘方形“祭祀坑”1座，为圆角长方形，南北长4.1、东西宽3.5米，坑内经高温烧烤，出土石器140件、玉器70件、陶器40余件。石器多已残碎，但拼合出大型石钺60件，最大的一件长达38厘米。玉器多为残碎的玦，另有少量钺、管、珠、璜、镯和佩饰。陶器有鼎、豆、壶、杯、鬶、罐和大口缸，其中不少是小型明器。这些器物很多与墓葬所见者不同，可知北门外路西也应当是祭祀场所，但仪式内容可能与东侧不同。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凌家滩内环壕聚落最初的规划有里外两条中轴线，里面一条是大港河，外面一条是长岗的岗脊。内环壕里面显然以大港河为中轴分为东西两半。西半部目前发掘到了可能属于公共性质或特定经济类型的大型建筑基址，建筑朝向正南略偏西一点；东半部有大片的普通居址，发现了木骨泥墙排房，建筑朝向西南，面对南边的后河。东西两边建筑朝向不同，可知分别参照了大港河和后河的走向，西半部或许还考虑了岗头的地貌。内环壕外北面建筑物的中轴线则是长岗的岗脊。沿岗脊开内、外环壕的北门，出内环壕北门道路的东西两侧分别有“祭坛”墓地和“祭祀”遗迹，方向均为正南北[9]，虽然与长岗走向不完全一致，但较接近。

内环壕外长岗这条轴线无疑是利用了自然地貌，但环壕内的大港河则未必出于自然。凌家滩背靠的太湖山是东北—西南走向，而太湖山伸向长江的岗地则是东南—西北走向，凌家滩所在的长岗及其以东的岗地也是如此。因此，长岗以东岗地间的小溪河流应当都是流向东南，但大港河却在内环壕以北约400米处有一个生硬的折弯，折弯以上的河道笔直，大致呈正南北略偏西，自折弯始河道转向西南流入后河，将环壕分为东西对称的两半。因此推测，大港河应当是一项人工开挖的引水工程。这项工程开挖的年代目前还没有确认，但从其作为内环壕的轴线来看，应当就是出于凌家滩聚落设计的需要。

另外，凌家滩聚落除了北门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出口，这是十分不合理的。内、外环壕的北门显然是通向太湖山的通道，以便进山获取所需资源。内环壕北门外还是祭祀和葬仪活动的场所，这个位置显然是内环壕聚落的背后，说明这条道路不经常被利用。凌家滩聚落日常活动的地方应当是长岗两边的平地，这里应有稻作水田。如果每天出内环壕都要绕道北门的话当然是不便利的，因此内环壕东西两侧应当另有寨门或桥梁一类的设施。不过也还有另一种可能，地质调查资料认为，巢湖东部与长江之间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处于下沉的过程，凌家滩文化时期聚落所在的位置要比现在高约6米[10]，由于地壳下沉，使得该聚落南边岗头以下部分被古长江或现今的裕溪河冲毁的可能性非常大。也就是说，现在所见的凌家滩半圈环壕在当时有可能是完整的，被冲毁的环壕还有其他的出口。如果当时后河就在现在这个位置，凌家滩聚落濒临河道，如何应对春夏河流涨水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二　“祭坛”墓地的分区与墓主群体

依照吴卫红的分期，凌家滩遗址及其东北2.7公里之外的韦岗遗址[11]早在凌家滩文化早期已经有人居住，但内环壕和“祭坛”墓地的兴建和使用却是在凌家滩文化最为兴盛的中晚期[12]。从凌家滩环壕聚落的规划上看，内环壕及其北门外祭祀区的兴建具有结构上的同时性。祭祀区和墓地布置在了内环壕的背后最高处，除了北去太湖山会路过外，很少被人打扰。这片墓地又葬在了特意修建的“祭坛”之上，应当是整个聚落最为重要的丧葬地点，墓地所属社群也应当是整个聚落中最为核心的群体，因此推测规划和组织营建凌家滩聚落的人应葬在此处。

（一）“祭坛”墓地分区

1.西北墓区

“祭坛”墓地所在的位置，前后发掘过5次，揭露面积2600多平方米，清理墓葬70座。其中，有11座分布在发掘区西北部，距“祭坛”及其附近的墓葬至少20米远，明显属于另一片葬区，可以称为“西北墓区”。这片墓区除东面被现代坟所占压外，其他三面发掘到了空地，应当再没有其他墓葬。

2.南墓区

祭坛周边以及打破“祭坛”的墓葬为59座（图二）[13]。这片地方东、南、西三面都发掘到了空地，没有其他墓葬，北面墓葬比较稀疏，似乎也已到边。这里发掘的第②~⑤层都出土了完整玉器，是墓葬早期被破坏的证据，还有不少地方被现代坟打破或占压未发掘，因此这片葬区的墓葬总数难以确知，不过大部分墓葬应当已经发掘出来。这片葬区墓葬的方向绝大多数为南北向，发掘者判定的东西向墓葬有87M7、98M26、98M8和00M9。其中，87M7很可能与87M8是同一座墓葬[14]，是南北向的，其他3座墓葬的墓坑都不是很清晰，很可能也都不是东西向的。整个葬区的南部墓葬东西向排列整齐，北部稍显散乱。

图二　凌家滩“祭坛”墓地北墓区和南墓区墓葬分布图

吴卫红依据“祭坛”墓地墓葬之间的排布、空间位置以及随葬器物的特点，将这59座墓葬进一步划分为6区，最南边排列最整齐的两排墓葬为南区，往北的两三排分为中区、中南区和西区，再往北则是北区和西北区，但未明确认定这6区是同时性的结构，不排除有时间早晚关系[15]。本文认为吴卫红划分的南区、中区、中南区和西区应当属于同一个葬区，其中南区的两排墓葬年代较早，往北的其他3区年代较晚，本文将这片葬区统称为南墓区，理由如下。

“祭坛”墓地前3次发掘的44座墓葬被发掘报告依据探方层位关系分为三期[16]，但由于各探方的层位相互关系不明而难以成立。吴卫红认为多位研究者对这片墓葬的分期也没有令人信服的结果。其实，这些墓区墓葬随葬器物的不同，特别是同类器物样式的不同正是年代早晚造成的。本文以见于多数墓葬随葬器物中的玉璜和石钺为例稍加分析。学界对玉璜的演变有共同的认识，依吴卫红的总结，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玉璜样式单一，都是条形璜；至马家浜到崧泽文化过渡期开始有两端稍宽的条形璜和折角（桥形）璜；之后出现宽体璜，宽体璜有不少边缘有齿牙，也称齿纹璜；崧泽晚期出现半璧璜，并一直沿用至良渚文化时期[17]。石钺在马家浜文化至凌家滩—崧泽文化早期为舌形，崧泽晚期之后为“风”字形。抛开文化分期的概念不谈，单以这两种器物演变的线索来看，“祭坛”墓地墓葬出土条形璜、折角璜和舌形石钺的墓葬有87M1~87M4、87M6、87M13~87M15、07M22、07M23、98M7、98M16、98M29、98M31共14座，都在最南边两排墓葬中；出土有齿宽体璜的有87M8、87M10~87M12、98M15、98M19、98M20、98M28、98M30共9座，出土无齿宽体璜的有87M9、98M9、98M24等，都在往北的两三排墓葬中（吴卫红所分中区、中南区和西区），其中不少墓葬还出土了“风”字形玉、石钺。

3.北墓区

再往北就是吴卫红所分北区和西北区，前者有98M3~98M6、98M8、98M11~98M13共8座，后者有98M17、00M2~00M10、00M12、00M13、00M18、00M20共14座。这里的墓葬大多在“祭坛”之外，随葬器物很少。有一些墓葬出土条形璜（00M8:1）和舌形钺（00M20:3），与南墓区最南边两排墓葬同时，但也有不少墓葬偏晚。因此这片区域很可能是另一个葬区，本文称为北墓区。

（二）“祭坛”墓地墓主群体

1.西北墓区墓主群体

以上分辨出来的3片葬区中，西北墓区与其他墓区距离较远，墓葬数量最少，但随葬器物的数量并不算很少，特别是南北向并排的00M21~00M24这4座，分别出土34、8、26、10件随葬器物。随葬器物多见玉钺、璜、环、镯、璧和石钺、锛。璜和钺的样式多为宽体和“风”字形，可见年代偏晚。07M19和07M20还随葬了很多的玉器边角料和玉石钻芯。目前西北墓区墓主无法明确推定身份。

2.北墓区墓主群体

北墓区与南墓区由于埋入墓葬数量比较多，之间的区隔后来已经不太明显。北墓区的墓葬数量在22座以上，但随葬器物数量很少，各墓的玉器少于3件，石器少于5件。可见北墓区是当时聚落中最为普通的族群墓区。

3.南墓区墓主群体

南墓区的墓葬数量最多，人丁兴旺。墓穴规模最大、随葬器物数量最多的墓葬都分布在这里。其中87M4、87M15和07M23分别有145、128、340件（组）随葬器物，复原的87M8和被现代墓严重破坏的07M22、98M16也都有超过百件随葬器物，还有8座的随葬器物在40~90件之间。98M9、98M15、98M18、98M20、87M4和87M14等多座墓葬随葬了玉料，包括有加工痕迹的边角料和钻芯，如98M20出土钻芯111件，98M23出土了制作玉石器的钻头和砺石。不少墓葬棺外随葬大量石钺和石锛，尤以石钺的数量为最，都是三五件一组或成摞放置。可见这里有玉石器手工业者，且聚落中可能存在专门制作某一种类玉器的作坊[18]。

南墓区最南边年代最早的两排墓葬东西排列最为整齐，墓葬间距在3~5米之间，可知墓地形成的初期规划是十分严谨的。整个墓地随葬器物最多的4座墓葬87M4、87M15、07M22和07M23就位于这两排墓葬的正中。这两排墓葬的下葬顺序如果从东西两头开始的话，是很难出现这样的巧合的，只有从中间开始，以这4座规模最大的墓葬为中心向两边下葬，才是最合理的。这4座墓葬中，西边的87M4和87M15墓主戴耳珰，旁边的07M22和07M23墓主则很可能佩耳玦。87M4和07M22墓主的穿戴很难复原。87M15墓穴中部南端有2件玉梳背（玉冠饰），其一（M15:38）应为墓主发饰，往下有耳珰1对（M15:103-1、M15:104），再往下有1挂顺序排列的玉璜14件，挂饰两边各有对称的1串管珠串（M15:64~75、84~89），应是墓主臂或腕饰。墓主颈间和上身还有珠串至少3串，不确定原本放在棺上方还是棺内。07M23墓主也是头南脚北，躺在平铺石锛上，头部似乎有一对玉玦，头上方有玉璜，可能为额饰，手臂部位左右对称各有一组10件玉镯，大约套于上臂，左、右腕部各有玉镯1件，胸部纵向排列一组10件玉璜[19]，下腹上放置了一组3件玉龟形器（内有玉签）。这两位墓主配饰的不同或许是出于性别。或可推测，这4座墓葬很可能属男女两对墓主。

最南边这两排墓葬还出土了绝大多数的肖形玉器，87M8、87M15和07M22各出1件虎首璜，98M16出1件玉龙，87M1、98M29和07M22各出2或3件玉人（共出8件），98M29出1件玉鹰，87M4出1件玉龟，07M23填土有1件石雕野猪。其中虎、鹰、野猪的形象形神兼备，鹰的两边还雕琢出类似猪头的形象，龙的形象也类虎，这些都是护佑神一类的挂件。87M1和98M29的玉人都头戴“介”字形冠，有耳洞，小臂举起并拢于胸前，小臂以5~7道横线刻出串镯，有腰带，正是07M23墓主的形象。但87M1玉人为立姿，98M29玉人为屈膝下蹲状（图三）[20]，也许因为雕琢不易，原来想表现的是盘坐或跽坐，正如原在07M22中的万氏坟∶2玉人残件。87M1和98M29各3件以及07M22的1件玉人背后都有隧孔，是穿缀件，用来佩戴当作护佑符，已经被神性化。由此可见，这个墓区集中埋葬了凌家滩聚落信仰、仪式和知识的掌握者。

图三　凌家滩98M29:16玉人

综上，“祭坛”墓地至少可以区分出葬在“祭坛”之上及其西北的3片墓葬区，不同墓葬区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器物相差悬殊，充分显示了不同族群之间社会分化相当严重。位于“祭坛”南部的南墓区是凌家滩最高层级社群的葬区，这群人掌控玉石器手工业的命脉和社会财富，同时也掌握着社会信仰、仪式和知识。南墓区最南边两排墓葬年代最早，以中间最大的87M4、87M15、07M22和07M23为中心向两翼依次下葬，因此这4座墓葬在最南边的两排墓葬中又是最早的，年代最接近“祭坛”的修建时间，也最接近凌家滩聚落最初营建的时间，墓主就应当是凌家滩聚落的规划者和组织营建者。

三　凌家滩聚落的规划并非孤例

从目前的线索来看，凌家滩聚落这种规划并非孤例，还普遍见于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一些大型城址。其中与凌家滩景观规划完全一样的就有沙洋城河、天门石家河、应城陶家湖和京山屈家岭4处遗址[21]，都是以环壕（土城）围合了一段岗头作为居址，并自东北方向的上游引水入城或城壕。稍有区别的是荆门马家垸城址，它是从城址西北引水，穿城从东南流出[22]，但规划理念是一样的。还有其他很多城址如澧县城头山和鸡叫城等都有类似的迹象。只是这些线索大多未完全证实，只有城河遗址经过勘探和发掘有确定的结论。

1.城河遗址

城河遗址占地面积70万平方米，城内面积50万平方米[23]，比凌家滩内环壕聚落的规模稍大。城址所在位置夹在城河及其支流之间，城垣围合了两河间分水岭的岗头西侧，更加靠近西边的城河，与东边城河支流隔着高岗。城垣大致为椭圆形，利用东面岗地作为东墙，其他三面修建有人工土筑城垣。城垣外四周有外壕，现存宽19~61、深2.3~6米。城垣内还有东、西两条内河，通过北城垣的两个水门分别连接外壕，对应两个水门向东北分别开挖了两条人工渠道通向东面的城河支流，引水入外壕和城内。在引水渠以东的城河支流上发现有拦水坝遗迹，很可能用于抬高城河支流水位，以便引水入城[24]。内河向南在东南城垣处汇为一条出水口，通过南城垣水门连接外壕，并在此开挖分水渠接通城垣西南侧城河，排水出城，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引水和出水系统。城北环壕外的王家塝高地是遗址所在位置的最高处，这里发现了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的一片墓地，以东引水渠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图四）[25]。城河引水工程的思路乃至墓地的位置均与凌家滩十分相像。

图四　城河遗址地貌及聚落布局

城内中部经过发掘，清理了9座房址，其中F9是一处院落的西翼，为长方形排房，面阔5间；南边的F1~F5有东西和南北两个走向，应当组成另一座院落。F9排房排列的方向为西北—东南（图五）[26]，与两条内河的走向一致，可见内河是城内布局的参照线。城河遗址比凌家滩还要极致，一个陆门也没有发现，城壕常年有水，出城仅依靠船只是不方便的，日后应会找到跨城壕的桥梁。

图五　城河遗址中部院落F9

城北王家塝墓地经过平整，勘探确认至少有墓葬235座，南部空白地带发现有祭祀坑。发掘清理了墓葬112座、陶器坑3座。该墓地使用时间较长，墓葬方向多样，规划不够严谨，但多数为正南北或北略偏东方向，应当是参照了东引水渠的方向。发掘所见规模最大的墓葬有6座，分布在墓地各处，墓葬面积可达十几平方米，但都是双人或三人合葬墓，有的棺内随葬玉石钺、象牙器和漆器，棺外则有漆盘、竹编器和数十件陶器。中小型墓葬往往也有独木棺，有的也随葬数十件陶器。这个墓地看不出社群葬区的分隔和社群间的社会分化，或许与没有完全揭露有关。

2.屈家岭遗址

屈家岭也有类似的线索，在屈家岭、钟家岭和冢子坝三个几乎相连的台地周围发现了宽25~30、深约3米的近方形环壕，壕内堆积有青灰色淤泥，是长期存水的证据。环壕围合面积达70万平方米，为东北—西南走向，中间有青木垱河自东北向西南横穿，正好将环壕聚落分为东、西两部分（图六）[27]。西边的屈家岭台地上，新近发掘了大型建筑F38，占地面积500多平方米，以北还有附属排房F15、F18等，都是东北—西南走向（图七）[28]，与青木垱河走向一致。可知环壕以及环壕内的建筑方向都是参照青木垱河营建的。青木垱河是否为人工开挖尚不清楚，但屈家岭环壕聚落引水和以穿过聚落正中的水道作为轴线的规划是与凌家滩一致的。

图六　屈家岭地貌、环壕及发掘位置示意图

图七　屈家岭F38、F15、F18分布图

四　结语

在山前伸向平原的岗端部位营建聚落，以环壕或环壕土城围合岗头作为聚落居住址，从东北或西北方向修渠引水入城，并从城南疏通水道导水入河——这种规划方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大型聚落的通例。这种聚落环壕以内的建筑，以经过大面积发掘的凌家滩、城河和屈家岭遗址来看，都要参照横穿聚落的水道作为轴线来规划。凌家滩和城河遗址还都在聚落背后环壕外的高地上修筑仪式场地，包括墓地和祭祀场所，且规划的轴线与环壕内不同，分别参照了所在的岗脊和流经的引水渠。这类聚落规划目前主要见于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大型城址，凌家滩的年代则要早一个阶段，而且也是证据最充分、线索最完整的一个案例。

凌家滩环壕北门外高地上规划的一片仪式场所，以岗脊为轴线，东西两边的仪式内容有所不同。东边是大面积的墓地，研究发现有社会分化程度十分高的不同葬区，而等级最高的葬区位于墓地南端，里面多数墓葬都随葬了大量的玉、石器，其中不乏与信仰和仪式相关的玉器，表明墓主中不但有玉器和石器手工业者，掌握着与此相关的社会财富，而且也是聚落中的知识阶层。这个墓区最南边的两排墓葬年代最早，特别是居中的4座大型墓葬，随葬了整个墓地中数量最多的器物，下葬年代最接近“祭坛”墓地和内环壕聚落的兴建时间，墓主显然拥有社群中最高的威望，应当就是凌家滩聚落的规划和组织营建者。

没有证据表明年代比较晚的城河、石家河、陶家湖、屈家岭等长江中游地区城址一定受到了凌家滩规划思路的影响。石家河遗址谭家岭地点下面就有油子岭文化时期的城址[29]，屈家岭遗址新近发现的油子岭文化时期聚落面积可达上百万平方米，聚落东侧修建有水坝[30]，年代与凌家滩同时。这两个聚落的规划都有可能与凌家滩接近。凌家滩聚落规划严谨、工程浩大，需要有知识的人设计，还需要有一定规模、高度组织化的社群才能完成。本文推测凌家滩“祭坛”墓地南区居中的87M4、87M15、07M22和07M23墓主就是聚落的规划和组织营建者。凌家滩聚落和“祭坛”墓地展示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个最早的、具体的案例。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吴卫红教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小雷副研究员的帮助指教，谨致谢忱。

[1]张弛《原生新石器社会走了多远——论中国史前复杂社会的三次区域性兴衰》，《文物》2023年第6期。

[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第4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凌家滩遗址考古队《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四次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21年第5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凌家滩遗址考古队《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新石器时代墓葬的清理》，《考古》2020年第11期。

[3]吴卫红、刘越《凌家滩——中华文明的先锋》，第74~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4]宿凯等《凌家滩遗址外壕沟沉积物反映的土地利用变化——土壤微形态研究案例》，《南方文物》2020年第3期。

[5]图一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吴卫红教授提供。

[6]张小雷《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2020~2022年发掘收获》，《2022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23年。

[7]同[3]，第91~98页。

[8]同[3]，第208~216页。

[9]图一上标记为“祭坛与高等级墓地”的蓝色色块的范围和方向并不十分准确，因为“祭坛”本身的范围和方向尚未完全发掘清楚，但“祭坛”墓地中墓葬的方向是明确的，接近正南北方向。

[10]王心源等《巢湖凌家滩遗址古人类活动的地理环境特征》，《地理研究》2009年第28卷第5期。

[1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含山县韦岗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3期。

[12]同[3]，第216~222页。

[13]凌家滩遗址考古队《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新石器时代墓葬的清理》，《考古》2020年第11期。

[14]方向明《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南方卷》，第54页，海天出版社，2014年。

[15]同[3]，第257~263页。

[1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第278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17]同[3]，第154页。

[18]陈天然等《安徽凌家滩遗址07M23出土玉器的初步科技分析》，《南方文物》2020年第3期。

[19]还可参见甘创业复原方案，甘创业《凌家滩墓葬的葬仪研究》，《东南文化》2022年第3期。

[20]同[16]，图版二〇〇∶3。

[21]刘建国等《江汉平原史前治水文明》，第56~61、82~85、91~93、97~1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22]同[21]，第62~64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王家塝墓地》，《考古》2019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湖北沙洋县城河遗址王家墓地2017~2018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6期；彭小军等《湖北省沙洋县城河遗址王家塝墓地》，《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2018~2020）》，文物出版社，2021年。

[24]同[21]，第60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9期。

[26]同[25]。

[2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群2007年调查报告》，《江汉考古》2008年第2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屈家岭遗址殷家岭遗址点2018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9年第1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荆门市屈家岭遗址2015~2017年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2018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1年第1期。

[28]陶洋等《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考古新发现》，《中国文物报》2024年1月19日。

[2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天门石家河谭家岭城址2015~2016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7年第5期。

[30]同[28]。

作者：张弛（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刊于：《文物》 2025年 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