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到西汉时期，尤其是西汉初期的税收时，人们常常会联想到“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由此产生了一种误解：西汉的税收非常轻，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因此得到了保障，因此才有了“文景之治”“武帝盛世”“昭宣之治”等持续100多年的繁荣景象。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我们需要厘清西汉的税收体系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在西汉早期，税收主要包括土地税、人头税和徭役三类。

土地税，又叫“田租”，在古代文献中通常简化为“租”。刘邦时期，汉朝实行的田租是“十五税一”，即每年征收农民土地所产粮食的十分之一。到了汉文帝时期，这一比例被进一步降低至“三十税一”，也就是说农民每年需要上交三十分之一的粮食作为税收。显而易见，这样的田租负担相对较轻，算得上是非常宽松的。

除了土地税，人头税也对百姓构成了经济压力。人头税分为算赋和口赋。算赋是针对成年男子征税，口赋则是对未成年人征税。按照规定，15岁至56岁的成年人需要缴纳120钱的算赋，而每个未成年人则需交20钱的口赋。

而徭役则是另一项重要的负担。徭役意味着农民每年要为国家无偿工作一定时间，提供劳力。徭役的轻重依据国家的事务多少而有所变化。在“文景之治”时期，国家事务相对较少，徭役负担较轻；然而在汉武帝时期，随着战争和行政需求的增加，徭役的负担变得沉重。若不想服役，农民则可以选择支付300钱来免除徭役，相当于30石粮食的价值。由此可见，徭役是最为沉重的负担，远比土地税和人头税来得更为严重。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税负的实际影响，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假设一家普通农户拥有100亩土地，每亩地的年产粮食大约为1.5石，依此推算，100亩地每年可生产150石粮食。在丰收年，一家五口人可以获得150石粮食，其中10石用来缴纳田租，剩余的粮食则需出售或用于支付人头税和徭役费用。根据文景之治时期的粮价，10钱一石，一家五口的两名劳动力和两个未成年人，需缴纳的算赋和口赋共计280钱。假如选择免除徭役，还需支付300钱，相当于30石粮食。这样算下来，这家人实际上还剩下82石粮食。

综合考虑，汉代农民的实际税负率至少为38%。但这还不算全部，因为人均的粮食消耗量也不容忽视。古人饮食以谷物为主，肉类摄入量较少，因此每人的粮食消耗量相对较大。《汉书·食货志》记载，五口之家每月需消耗7.5石粮食，年需求量高达90石。而如果按之前的计算，一家人剩余粮食只有82石，这显然是不够的。但幸运的是，古人除了种植粮食外，还会从事一些副业，如养殖家禽、种桑养蚕等，这些副业虽然收入不多，但足以缓解生活压力。此外，古代的农民通常会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男性务农，女性织布，织布不仅可以自用，还能用来交换生活必需品。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的“代役制”并非每个家庭都能享受，许多贫困家庭只能选择亲自出征服役，尽管这意味着必须交出额外的粮食。若按照代役缴纳的标准来看，300钱（相当于30石粮食）大致可以支撑四个月的基本生活。

即使进入20世纪末，农村生产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汉代，但农民的生活依然艰苦，许多农民仍然无法负担白米饭，甚至只能以包谷饭为生。由此可见，即使是百亩之家的农民，也未必能够过上充裕的生活。

进入汉武帝时期，税收制度发生了剧变。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汉武帝大幅提高了税负，并加强了对徭役的要求。徭役的增加直接导致农民没有多余的精力投入农业生产，从而影响了粮食的产量。粮食产量的下降又推高了粮价。在汉武帝前期，粮价已飙升至40钱一石，是文景之治时期的四倍。到了汉元帝时期，粮价更是达到了100钱一石。

粮价的上涨意味着农民手中的粮食能卖出更多的钱，但由于徭役的负担加重，农民自身的粮食产量减少，许多农户根本无法维持生计。再加上汉武帝时期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许多农民失去了耕地，生活更加困苦。虽然汉武帝时期国家强盛，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但这也建立在牺牲百姓利益的基础上。根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晚期“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武帝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这充分反映了当时百姓的生存困境。

即便是“文景之治”时期，农民的生活也仅仅是“能勉强不饿死”而已。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曾写道：“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四季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从这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尽管在“文景之治”时期，国家粮食储备丰盈，户口增长，但这并不能代表农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盛世”更多是统治阶层的盛世，而不是百姓的繁荣。

所有的历史都表明，古代所谓的“盛世”并不等同于平民的富庶，反而常常是贵族与官僚的富足，平民仍然在生存的压力中挣扎。这正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