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伟大领袖诞辰130年的这一刻，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历史的机遇，常常不受人的意志左右，总是有着它不可捉摸的规律。回望过去，领袖曾经的上司，往往都是共产国际钦定和指派的。可事与愿违，许多指派的领导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走向了错误甚至叛变。事实上，从1921年到1935年，尤其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1931年期间，共产国际更换中共领导人的频率极高，几乎就像走马灯一样交替上场。党的“九五至尊”曾有陈独秀、向忠发、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等人，他们都是一时的才俊，曾在上台时风光一时，声名远扬。

陈独秀初期的声誉自不必说，但他却犯下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向忠发，虽然是正宗的工人阶级代表，根基深厚，可惜一被捕便选择叛变，供出了所有的秘密。瞿秋白是一个文学素养极高的才子，可他也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错失了时机。李立三从事工人运动时展现出过人的才华，但却误入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误区。王明，作为“二十八个半”头目，夸夸其谈，空有理论，最终却成了反党分子。博古，马列主义理论家，理论功底深厚，却沉迷于本本主义，同样犯下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而在抗战时期，他又变成了典型的右倾投降主义者。令人感慨的是，这些曾经是领袖的上司和对头。

自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发生后，领袖对军事斗争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在八七会议上，他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随即，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了秋收起义，尽管进攻长沙失败，他从中得出了敌强我弱的结论，于是毅然选择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实施武装割据，最终发展成了中央苏区。然而，这些措施和成绩却被党内许多领导视作逃跑主义、富农路线和游击习气。领袖不断受到批评，被一再排挤。

共产国际的组织路线，实际上就是“实干的人无发言权，空谈的人掌握大权”。这种脱离实际的指挥方式，完全不顾实际情况，随意指挥，导致了许多军事失误。老一辈革命家的党性坚定，对上绝对忠诚，几乎把信仰奉献给了党。可他们在战场上的指挥，像是蠢猪一样的决策，损失了无数兵力。江西赣州的战斗，消耗了大量红军资源，闽变的机会也未被利用。甚至在1932年9月，领袖亲自率领东路军攻占了福建漳州，筹集了100万银元，缴获了飞机和大量军用物资，甚至带走了漳州龙师图书馆的珍贵书籍。然而，这一切却被当成违反中央路线，回到苏区后，他被撤职，剥夺了军权。

1932年10月，距离攻占漳州不到一个月，领袖的职务被博古彻底撤掉。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此后，领袖花费了两年时间深入调查研究，阅读从漳州带回来的马列主义经典，将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正是这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沉淀，最终促使他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和《论持久战》等理论著作。而在博古和李德错误指挥下，红军遭遇惨重损失，被迫开始长征。在这一艰难时刻，领袖挺身而出。

领袖不仅不屈不挠，还通过和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沟通，反复讨论，最终统一了思想，逐渐把自己的主张变成了红军的行动纲领，促成了“通道转兵”的决定。最终，他的战略思路得到了全党认同，挽救了红军的危局。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在瑞金的艰苦岁月中打磨了自己的领导力。在长征途中，他不仅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还经历了遵义会议中的激烈辩论。每一次被撤职，每一次遭遇批判，每一次被捕，甚至几度病重，毛泽东都坚定地走到了今天。正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而他最终，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成为了全党的核心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