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中记载了孔子弟子南宫括（非周初南宫括）对鲁穆公的言辞，他说：“君独不曾听说成王决定定都‘成周’之事吗？”这里提到的“成周”，指的是今日的洛阳一带，这一地区又被称为“新邑”或“洛邑”。然而，史学家司马迁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学者们普遍误解了周朝的历史，大家通常认为周成王在洛邑建立了都城，而实际上，周成王并没有定都于洛邑，而是在召公等大臣的帮助下，将都城迁回了“丰镐”——也就是镐京，后来这个地方被称作“宗周”。直到周平王东迁后，才确立了“成周”作为新的都城。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周武王曾宣称“洛地离天帝的都邑不远，未来要定都于此”，那为何史记又说周成王“复都丰镐”呢？史记似乎否定了成王定都成周的说法，而吕氏春秋则明确提到成王确实在成周建立了都城。此外，《尚书》也有记载，提到周公旦“使从王于周”（即新邑成周）。那么，周成王是否真的定都成周呢？这一问题直到现代的考古发掘才揭开了真相，甚至有了新的历史解读。

历史上的周武王，在攻克殷商之后，心情并未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喜悦，因为他的新都丰镐位于偏西的位置，这让他无法有效掌控东部的广大地区，更难以震慑殷商的旧部，因此他难以安睡。为了找寻更合适的都城，他开始南望三涂，北望岳北，考察黄河与伊洛的交汇处，经过反复思量，最终认为夏朝的都城所在具有更为有利的地理条件，适合营建新都。史书中记载：“营周居于雒邑（洛阳）而后去”，这标志着洛阳成为了周朝的潜在都城。

周公辅政后，开始着手大规模的都城建设。《逸周书》对此有所记载：“堀方千七百二丈，郛方七七里。以为天下之大凑”，其中的“堀方”与“郛方”指的是洛邑的城墙和防御设施的规模，说明当时周朝政府已经着手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周成王在公元前1039年完成了成周的营建工作，并派遣召公前往进行祭祀等仪式，这时，周成王的新都成周正式启用了。那么，是否意味着周成王此后一直定都成周呢？

在上世纪60年代，陕西宝鸡市宝鸡县（今宝鸡市陈仓区）的一名农民在土地中挖出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后来被确定为西周贵族“何”所制的祭器，这件青铜器被称为“何尊”。它的底部铭文有12行，共122个字，铭文的内容包含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信息，因此被列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铭文的开头写道：“唯王初迁宅于成周”，这显然表明了周成王确实定都于成周，这一发现直接推翻了史记中的部分记载。至于周朝为何后来的都城迁回了镐京，考古学家至今尚未找到可靠的证据。铭文中还提到了周武王所说的：“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其中的“宅兹中国”一词，被认为是“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周武王定都洛地，必定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包括地理、军事、政治等因素。而其中一个因素尤为重要，那就是历史的传承。史记中提到，周武王选择洛地作为新都，与“毋远天室”（即距离天帝的都邑不远）以及“有夏之居”有着密切关系。而考古学的发现，也表明洛地一带的确有着悠久的历史。距今大约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曾广泛传播，涵盖了豫东、鄂西、甘青等区域，而仰韶文化的核心区就在河南三门峡，距离今天的洛阳仅百公里左右。双槐树遗址，位于郑州巩义市，距今大约5300年，这个遗址是夏商周时期文化的延续，被学者们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即中华文明的根基所在。该遗址曾是当时各大部落的中心，亦是“河洛古国”的一部分。

此外，二里头遗址、洛阳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地，都是夏商时期的重要都邑，这些遗址的规模、文物、规格等，都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在周朝之前已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是一个长期的政治中心，是“天子之国”的核心。古人认为，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宇宙的中心，这种文化观念，可能促使周武王选择洛地作为新的都城。洛地的地理位置，便于统一和治理四方，使得这个地方成为“中央之国”，即古代所称的“中国”。

从这些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出，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在四千多年前就是一个政治与文化的核心，而这一历史背景也深刻影响了周朝的政治选择。在商朝末期至周朝初期，周武王深知洛地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选择了这里作为周朝的新都。通过这些历史和考古的证据，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的根源，这种文明在传承中延续至今，与西方文明的血统观念有着根本的不同。

总结来说，周朝的定都过程及洛阳的文化底蕴，通过考古发现给出了全新的解答。周武王为何选择洛地建立都城，而洛地又为何被称为“中国”，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理选择的历史，也反映了中华文明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