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趣谈：陈朝抗元胜利的关键，与“外柔内刚”理念的深度实践息息相关——陈朝对元朝的反侵略战争堪称“外柔内刚”战略的极致体现，在整个抗战期间，陈朝始终忠实执行这一策略，内外兼顾，坚韧不拔。

在元军大举入侵安南之前，陈朝在国内积极筹备防御，严阵以待；对外却采取极为低调和“谦卑”的外交姿态，屡次派遣使者带着恭敬甚至近乎卑躬的请求，劝说元朝暂停军队进攻。战争爆发后，陈圣宗更是多次派使臣认错，甚至将皇族中的季妹安姿公主许配给元将脱欢，意图软化敌人的攻击心态。然而，面对内部，陈朝领导人则向军民明确下令：“凡国内各郡县，若有外敌来犯，必须誓死抵抗，不得退缩。”

即使元军攻势如潮，陈朝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依旧没有放弃抵抗，尽力调动军队，顽强作战。元军败退后，陈朝并未因胜利而放松“外柔”的外交策略，至元二十三年正月，陈朝释放所俘虏的元朝士兵，表示和平善意，随后又派遣“大夫阮义全、阮德荣”携带贡品入贡元朝，显示出策略上的灵活与稳健。

由此可见，陈朝坚定不移地践行“外柔内刚”的方针，是安南成功击败元朝侵略军的根本所在。另一方面，元朝自身的扩张也几近饱和，影响了其征服能力。帝国一旦达到一定规模，就必须分散力量稳固新征服的地区。当时元朝刚完成对广袤中国的统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资源进行整合，难以像扩张初期那般全力发动进攻。

此外，自然环境也限制了元军的战斗力。蒙古人习惯于干燥寒冷的草原生活，善于骑兵机动战术，而安南地处中南半岛，地形多为茂密丛林和崎岖山地，不利于骑兵发挥优势。战争初期，元军虽然多次击溃陈军主力，但陈军利用地形优势分散兵力，跳出元军包围，反复骚扰漫长的补给线，使蒙古军陷入持久消耗战。炎热湿润的夏季气候和雨林中的虫蚁叮咬，更成为元军的“无形敌人”。

不过，地理因素并非决定性因素。蒙古军队曾翻越昆仑山和横断山脉，进攻遥远的云南大理国，途经的艰难路线远超安南丛林。此外，蒙古军还曾征战至叙利亚、朝鲜半岛，饮马多瑙河，显示其跨地域战斗能力强大。因此，元军败北的真正原因应归结于陈朝人民和军队的顽强抵抗。

战争期间，元军俘获的陈朝士兵手臂上均刺有“杀鞑”二字，彰显其坚决斗争的决心。安南境内张贴着君主下达的命令：“凡国内郡县，若有外敌侵袭，当誓死抗战。若力不敌者，可暂避于山泽，但绝不可投降敌人。”正因如此，尽管陈军数次溃败，却能够快速重整旗鼓，未出现像南宋那样的大面积叛变现象。少数投降的贵族在前往元朝途中还遭陈朝秘密斩杀，彰显陈朝严厉镇压叛徒的决心，如彰宪侯陈健被射杀于麻六寨，有效震慑了动摇的士族。

保义王陈平仲则是抗敌精神的典范，被俘后宁死不屈，绝食抵抗，拒绝透露任何军事情报。元军以“北王”称号试图诱降，他断然回应：“宁为南鬼，不为北王。”正是这份坚韧不拔，使得战争前期尽管元军连连得手，但元军兵力不断消耗。撤离升龙城前，元军将领总结说：“虽屡败屡散，敌军增援不断，我军疲惫伤亡甚多，蒙古骑兵技艺难施。”

另外，南宋流亡至安南的官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月间，陈朝将帅陈兵咸子关与元军交战时，阵中突然出现大量身穿宋服、持南宋弓箭的官兵，令蒙古军误以为南宋军队复活，陷入慌乱，最终败退。此次咸子关大捷激发了陈军反攻热情，意义重大。战后，陈朝上相陈光启为此作诗纪念：“夺槊章阳度，擒胡咸子关。太平须致力，万古旧江山。”

脱欢的惨败激怒忽必烈，他扣押陈朝使者，准备再次发动侵略战争。但接连不断的战争带来的国内压力，加之安南夏季潮湿炎热的气候，使忽必烈不得不重新权衡战争时机。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正月，他取消了准备已久的再征日本计划，命阿里海牙等人筹备“征安南事宜”。

这表明元朝发动新一轮侵略，除了意图控制安南以便东南亚扩张，还带有忽必烈强烈的复仇心理，同时也显示陈朝先前的和解示好未能奏效。再战之前，元朝已设置完毕统治机构，“置征交趾行尚书省”，任命奥鲁赤为平章政事，乌马儿、樊楫为参知政事，并受镇南王节制。从“达鲁花赤”到“安南宣慰司”再到“交趾省”，元朝已明目张胆地准备将安南纳入郡县制。

1287年12月，元军兵分三路再度进攻安南：一路主力沿广西直攻安南首都，另一支部队由云南绕道进攻，还有水师从海路沿白藤江入侵。初期战事与之前类似，元军攻势迅猛，迅速占领安南国都。陈朝军队外围抵抗失利后主动撤退，陈仁宗带百官躲避至偏远海岛。元军显然吸取了前次失败教训。

为了减少气候带来的非战斗人员损失，元军在入冬后才展开攻势。面对陈朝坚壁清野和对云广粮道的破坏，元朝特任命张文虎等人为海道运粮万户，安排“运粮十七万石，分道以进”。元将乌马尔和樊楫统领战船护送粮船从钦州出发，经海路向白藤江口推进，途中遭遇陈朝水师陈庆余部，元军遭到重创。乌马尔首战告捷后率舰沿江快速前进欲与脱欢军会师，致使张文虎粮船被迫滞留海路缓行。

陈庆余乘机在云屯设伏，击毁元军粮船，俘获大量粮草与军械，《大越史记全书·陈纪》载：“庆余预料虏师已过，粮船必至，乃集残卒待之。不久粮船果至，遂击败，获军粮器械无数，俘虏甚众，速驰书报。”

云屯战役沉重打击了元军后勤，使其补给陷入绝境，成为战争转折点。陈朝统治者兴奋指出：“元军赖以为生者乃粮草器械，今获此物，敌军必不知我已得，犹如再获陆梁也。”

脱欢未能剿灭陈军主力，也没能俘获指挥阶层，只能退守安南国都，巩固所占之地。然而，安南军民的坚壁清野和粮船延迟，使元军陷入严重粮食危机。脱欢一面命乌马尔率水师至大滂口接应粮船，一面指挥奥鲁赤、阿八赤等率兵分头入山觅粮。

此时，安南各地分散军队与民兵联合不断袭击元军营寨，干扰敌军行动，令占领区日渐缩小。吸取前次失败教训，脱欢敏锐察觉昇龙大本营危机四伏。

1288年3月，元军焚毁安南国都，迁往万劫，但因粮尽人乏、士气低落及陈军反扑，脱欢设立的万劫基地也岌岌可危。元军将领在会议上表示无奈：“交趾无城池可守、仓庾无粮，张文虎粮船未至，加之天气炎热，恐粮尽军老，难以持久，成朝廷之辱，宜全军撤退。”

脱欢遂决定分路撤退，水军于白藤江遭安南军伏击覆灭，陆军主将乌马尔、樊楫、昔戾基被擒，张玉战死。残军撤至内旁隘时再遭猛攻，历经苦战才得出关。又得知正路被陈圣宗父子及兴道王率三十万大军封锁，元军被迫绕道单己县、禄州等地，艰难返国。途中先锋阿八赤壮烈牺牲，昔都儿奋力护卫，脱欢才得以生还。

总体来看，正因元朝两次征伐安南皆告惨败，忽必烈对脱欢接连失败极为失望，最终下令“终身不许入觐”，显示了此次战争的惨重代价与陈朝顽强抗争的巨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