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在处理大哥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的事务上,采取了几乎相同的手段,但唯一让他伤透脑筋的是如何为他们起个合适的谥号。虽然史书没有详细记录一些细节,但通过后来的考古发现,我们得以一窥大唐历史的真实面貌,还原了许多未被讲述的故事。
在“玄武门之变”爆发的那一天,秦王府的兵马冲入东宫和齐王府,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五个儿子,以及太子妃郑观音和齐王妃杨氏,连她们的女儿们也被押入宫中作为奴婢。令人震惊的是,李世民居然与杨氏生下了儿子李明,这个孩子后来被过继给李元吉,继承了曹王的爵位。
历史记载中曾提到,李世民曾有意立杨氏为皇后。但这个说法显然不可靠,因为杨氏始终是李元吉的妃子,并不是李世民的宠妃。若真将这样一位没有正式身份的女人立为皇后,李世民的决策显然是荒唐至极。因此,一些学者推测,史书可能混淆了杨氏的身份,真正有可能被李世民宠爱的是吴王李恪的母亲,或者赵王李福的母亲——杨贵妃。
有趣的是,曾经有人好奇,李世民对弟媳杨氏如此青睐,为什么对嫂子郑观音却没有同样的兴趣呢?史书没有明确提及,但出土的《大唐故隐太子妃郑氏墓志铭并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该文物透露出一个秘密,李世民确实曾对嫂子郑观音产生过好感,但郑观音果断拒绝了他。她以陶婴和梁宣等烈女的故事为例,坚决表明不愿做杨氏的第二。显然,郑观音对李世民的拒绝让他死了心。
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妻子和儿子们都惨遭杀害,结局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例外是他们的谥号。两人被废为庶人,失去了宗室身份,直到贞观二年,李世民才恢复他们皇室的地位,并分别追封李建成为“息王”,李元吉为“海陵王”(后改封为曹王)。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方面,李世民想树立“仁君”的形象,否则他的统治将因对亲兄弟的冷酷无情而受到后人诟病;另一方面,他也想通过此举,消弭“玄武门之变”的负面影响,拉拢太子和齐王的旧部。
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恢复身份意味着他们可以重新进入皇家陵区,享有更高规格的安葬。然而,随着谥号的制定,这一切的麻烦也随之而来。古人给已故尊贵人物设立的谥号,通常分为“美谥”与“恶谥”两类,有的甚至会使用双字或多字谥号,如清朝的谥号常常长达二十几个字。谥号是对一生功过的评价,既可以是表扬,也可以是批评。
唐朝的皇帝常用谥号来称呼,如汉文帝、隋炀帝,其中“文”和“炀”分别是美谥和恶谥。李世民的谥号是“文”,可以称其为“唐太宗”,也可以称他为“唐文帝”。如果我们不嫌口音复杂,还可以用他完整的谥号——“唐文武大圣大广孝帝”。
那么,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谥号应该如何定呢?大臣们建议用“剌”字为李元吉定谥,李世民眼皮都未抬一下便批准了。这个“剌”字的含义是“暴戾无亲”,显然是对李元吉的行为的精准刻画。李元吉在“玄武门之变”中是个极为果断、手段激烈的角色,他曾多次主张直接除掉李世民,采取了极端的手段。在李元吉的强硬态度下,李世民和他的幕僚多次面临生死危机。李元吉比李建成更狠毒,完全没有任何人性可言。他一度比李建成更激进,极力推动兄弟间的血腥冲突。
与李元吉的狠毒相比,李建成虽然对李世民有着明显的敌意,但他至少保留了一份人性底线。他始终坚持要削弱李世民的权力,但他至少没有把李世民置于死地。他曾几度反对李元吉的谋杀提议,甚至在言辞激烈时表示:“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大哥好吗?对我有什么好处?”从这个角度看,李建成和李元吉显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
至于李建成的谥号,朝廷一开始考虑给他定“戾”字,这个字的含义是“不悔前过、不知悔改”。这种恶意的谥号可以用来批评那些负面评价很重的人,但这对李建成显然不合适。李建成虽然在太子之位上并未展现出过多的才华,但毕竟是嫡长子,在李世民的眼中,他更像是一个失去了机会的继承人。因此,李世民在给李建成定谥号时显得犹豫不决。
《唐会要》记载,李世民曾否定“戾”字后,转而考虑用“灵”字。按照谥法解释,“灵”字常用于那些虽有才德,却未能大展宏图的失意之人。这个字的温和意味在某种程度上适合李建成,但李世民最终仍未接受,而是选择了“隐”字。
后来在李建成和郑观音的合葬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唐故息隐王墓志》上的一段文字,其中“隐”字显然曾被修改过。这一细节暴露出,李世民最初可能已经同意用“灵”字,但最后却做出了修改。这也反映出,李世民在谥号这件事上确实煎熬了许久。
“隐”字本身属于“平谥”,它的含义是表达一种对逝者的哀伤和怜悯。这个谥号意味着李建成拥有卓越的潜质,却未能实现。李世民用这个字,实际上是在承认李建成无论在能力还是德行上,都是大唐的接班人,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继承帝位。李世民在为大哥选择这个谥号时,或许是在内心深处为自己和李建成之间复杂的兄弟情感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因此,李世民赋予李建成的“隐”字,虽为一个简单的平谥,却深刻表达了他对大哥复杂情感的最终释放,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帝王在经历内心挣扎后,最终所作出的最符合历史的决定。在这个过程中,李世民的情感与理智交织,值得我们深思与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