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作者：经济小张，原文标题：《中国中产的坑，美国二十年前已经踩过一遍了 | 01》，题图来自：AI生成

一、一个美国中产家庭的失败

安，一个典型的九十年代美国中产女性。她大学毕业后做了会计，在那个年代算是领了一张通往稳定生活的入场券。她知道自己要什么：一个车库、一条熨得笔直的职业路线，以及那个“带白栅栏的美国梦”。

她也很快和大学时期的男友詹姆斯结了婚，一切都很美式：一辆车、一栋不算新的房子、一个小院子和三个卧室。够用但不奢侈，也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小型足球场。

他们顺利加入了中产阶级俱乐部。

转折不期而至。孩子五岁时，詹姆斯的公司倒闭，他勉强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但工资缩水得就像一件劣质床单。

他们没有多少存款，为了脱困只能加班，甩卖二手家具，临时接私活。但几个月后，他们的现金流还是完全枯竭。房贷、车贷、孩子的教育费用都无法支付，银行开始打来催债的电话。

尽管一直很小心不让他们的孩子知道，但他最后还是在家中无意接起催债电话，他当着安的面愤怒大喊：“别再打来了！”

这是压垮安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决定申请破产。这既是她作为母亲对孩子的保护，也是作为会计师的无奈抉择。詹姆斯则默默地走向了他们的小皮卡，独自痛哭。

二、中产家庭，被孩子拖垮

这个案例，出自伊丽莎白·沃伦和她的女儿阿米莉亚·塔亚吉在2004年出版的《The Two-Income Trap: Why Middle-Class Parents Are Going Broke》。研究了美国法院管理办公室的数据库后，她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1981~2001年，美国房产查封率增长了255%，家庭破产率则飙升了430%，尤为令人痛心的是，这些家庭大部分都有孩子。

他们中的大部分并不是被奢侈消费拖垮，而是倒在了给孩子提供更好未来的路上。

这也是当今中文互联网常见的一个误区。和20年前的美国一样，很多人以为导致中产经济危机的是过度消费。但两位作者用数据予以否定。比如，人们总说美国人热衷度假，但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3~2000年之间，拥有度假屋的家庭比例只从3.2%涨到了4%。其他如服装、电器、食品开支，也都没有出现显著增长。

教育、住房、汽车和医疗，才是中产家庭房间里的大象。尤其是教育。美国中产阶级的教育焦虑，与中国今天的鸡娃热如出一辙。

得益于专家不断强调学前教育的重要性，美国中产也逐渐从“送孩子去学前班可以让自己喘口气”转变为“如果小苏西没进对的学前班，她以后就进不了好医学院”的心态。原本只是为了减轻中产父母育儿负担的学前教育，因此变成了基本配置。结果就是到了2000年左右，美国65%左右的儿童参加学前教育，而在196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仅为4%。

《中国人关键的一生》，美国中产阶级又何尝不被这种焦虑支配？

致命的是，这些学前教育项目极其昂贵。书中调研的结果显示，2000年芝加哥公立学区的全日制学前教育项目每年收费6500美元——比伊利诺伊大学一年的学费还贵。尽管如此，家长们还是前赴后继，仅一所芝加哥公立学校就有95个孩子排队等20个学前班名额。这种“如果我不拼，孩子就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实属中美中产家长的共鸣。

孩子从幼儿园毕业之后，为了把他们送进最好的公立学校，父母必须住进中产阶级社区。然而这种社区的数量非常有限。于是，美国中产必须加入这场看似理性，实际零和的房产竞标大战中。为了获胜，他们不得不承担越来越多的抵押贷款，数额高到上一代人无法想像。

一位北京中产分享的育儿成本，其中教育费用占比最大，这还没算上购买学区房的费用

结果就是，从1970年代到2000年代，美国中产家庭的住房支出占收入比例从11%飙升到了32%。他们的现金流已变得极为脆弱。

三、大学学位是新的信仰

97%。

这是书中提到的一个调查里，美国人认为大学学位“绝对必要”或“有帮助”的比例。也就是说，学历在美国基本已经成为一种新型信仰，这跟中国人视高考为命运转折点一样。

既然这是信仰，就要付出代价。就像为了孩子的未来而抢购学区房产一样，美国的中产家庭在大学入学战中也不甘落后。问题在于，只有前10%的孩子有能力考入当地的公立大学。其他成绩平平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只好拿出每年2.5万美元甚至更多来支付私立大学的费用。

这几乎是普通中产家庭年收入的一半。更糟的是，这个代价还在不断上涨。1975到1999年，美国州立大学的费用实际上也几乎翻了一倍。

经通货膨胀调整的美国大学学费（每学分学时）

即便如此，很多中产父母依然坚信，学历是提升社会地位的唯一门票。大多数美国家长认为，为了孩子的未来，这笔钱花得值，学校之间的差异会转化为一生的机会差异。这种信念，也最终体现在了他们的财务决策里。

现实是残酷的。2001年，联邦学生贷款总额达到340亿美元，是10年前的3倍。而从私人贷款机构借款的学生人数更是暴涨了5倍。更夸张的是，每年有超过100万个家庭为了支付孩子的学费而不得不将房子二次抵押。

这是场用家庭财产赌孩子未来的牌局。与美国中产一样，中国中产也在给孩子寻求这种终身保险。虽然中国孩子在国内上大学的费用并不高，但K12阶段的课外补习费用和出国留学费用却极为昂贵。以至于有一些孩子工作一生都难以挣回家长为他们投入的教育成本。

一位北京海淀妈妈分享的K12阶段课外班费用情况，这对于普遍收入较高的海淀家庭来讲也是一大笔开支，需要“省钱秘笈”来回血

四、为了孩子买SUV

尽管SUV的价格更高，还更费油，但仍受到美国中产家庭的青睐，因为它可以装下中产阶级的标配——儿童座椅。

2014年以来，中国SUV销量占比也在逐年提升

近些年，安全已经成为汽车大厂的主打卖点。它们总能精准击中家长们的痛点：智能驾驶、多屏触控和音响效果加在一起，都不如孩子的安全重要。

沃尔沃汽车对保护儿童安全情况的宣传

这种安全感是有代价的。书中引用的数据显示，美国中产家庭因此每年的汽车开支增加了4000美元（经通胀调整），这笔钱确实没花错，毕竟安全座椅大大降低了孩子的伤亡率。但中产家庭又结结实实地增加了一笔刚性开销。

五、中产爸妈一起工作，家庭反而更脆弱

妈妈去上班了，中产家庭更有钱了，也更“穷”了。

这很反直觉。根据通胀调整后的数据，2000年代美国四口中产家庭平均年收入比1970年代增长了75%，达到67800美元。但把房贷、保险、车贷、税金和育儿费用扣掉，他们每年能自由支配的钱不仅没多，还比过去少了800美元，自由资金占收入的比例从46%直降到25%，近乎腰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970年代早期到1990年代早期，典型的美国中产家庭的财务情况对比

我们来一笔一笔算算这些消失的钱：

1、房贷支出费用，每年接近9000美元。

2、大孩子上公立小学，以及放学后和寒暑假的日托中心费用，每年平均花费4350美元。

3、健康保险费用，每年1650美元。

由于父母都在工作，产生了三个改变：

1、小孩子要上的幼儿园兼日托中心，每年花费5320美元。

2、第二辆车成了必需品，两辆车每年总计花费超过8000美元。

3、家庭进入更高的税率区间，个税增加。

等到孩子终于不再需要托管时，父母可能会松一口气。但孩子也会很快进入大学，每年9000美元起跳的各种费用，会毫不留情地再次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一旦父母没有对此早做打算，就只能等到五十几岁才能为退休储蓄，直接比财务规划师建议的时间表晚了三十年。

这还是一切顺利的剧本。如果有任何意外，比如突发失业、收入骤减、老人需要长期照顾、意外医疗开支，都会让中产家庭不堪重负。

就像走在一根没有安全网的高空钢索上，只能祈祷不要起风。

六、怎么办？

中国的中产家庭，与美国的中产家庭一样，常常被误解：他们的财务危机是因为消费过度。其实恰恰相反，中产不是太任性挥霍了，而是太精打细算了。他们在错误的方向上，越努力，越崩溃。

他们选择更好的教育，是为了孩子成年后的社会地位；选择更好的医疗，是为了孩子健康成长，父母安享晚年，自己工作效率更高；选择更好的住房，是为了保值增值。但当所有的中产家庭都把目光锁定在这些有限的资源上时，价格自然就因过度竞争而暴涨。中产家庭自己也陷入了一场无止境的经济消耗战。

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最想要的，其实无法用钱直接买到。他们需要的是更加灵活的财务策略和对不确定性的接受能力，甚至是从不确定性中获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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