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毅荻书斋”，是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在晚年捐资建立的一个学术机构。由于张学良年事已高，这个项目的策划和实施几乎全由赵一荻负责。从本质上看，张学良设立“毅荻书斋”的初衷并不单纯是为了推动学术或文化，而是为了处理自己的后事，计划将自己多年来的藏书、手稿、电文和回忆录等重要资料都集中保存其中，特别包括了有关西安事变的亲历记载。尽管如此，直到今天，很多文章关注的依然是张学良所收藏的文物，而他的回忆录和历史资料却常常被忽视，似乎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随着这些珍贵资料的公开，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张学良晚年的口述往往显得有些散漫、天马行空，似乎随意地谈起什么就说什么，缺乏条理，甚至有些评论者认为他是在“东拉西扯”或“胡说八道”。然而，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张学良的口述虽不完全符合科学的严谨性，却充满艺术的表现力。他的言辞虽然缺乏规范，但却真实生动，极具启发性。尤其是他的观点虽然时常闪现如火花，零散而难以追溯，但通过细致研究，依然能发现其中贯穿着某种潜在的逻辑。

其中，张学良谈到“为什么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张学良曾回忆，张治中探望他时偶然提起过，在抗战胜利后，原本计划让他接管东北，但由于蒋介石内部的派系斗争，最终安排了陈诚。这一简单的回忆，揭示了国民党内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在用人和派系争斗上，归根结底都是在战略上的失误。

就东北问题而言，蒋介石并没有像他声称的那样重视。实际上，蒋介石始终对东北持漠视态度，甚至在1933年热河沦陷后，他公开表示，失去东北并不会对革命造成多大影响。即便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依然没有提出收复东北的战略目标，而是希望恢复战前的局势。即便在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确认了东北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个条约也导致了旅顺港等重要战略位置长期由苏联控制，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重新谈判归还。

蒋介石对东北的态度与他对亲信与“杂牌军”的态度截然不同。张学良的东北军曾一度强大，甚至一度超越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蒋介石却在长期的内战中，不断削弱东北军的力量。特别是在红军的围剿下，东北军不仅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反而在不断的战斗中消耗殆尽，甚至蒋介石不为其提供足够的补给和支持。

在张学良晚年的回忆中，他提到了1935年东北军两个师被红军消灭后，蒋介石不仅没有提供任何抚恤，反而连最基本的补充都没有，给东北军带来巨大的心理和物质打击。更为离奇的是，蒋介石对这些损失视若无睹，甚至在实际操作上，还取消了东北军一些重要部队的番号，而在其他部队损失时却继续招兵补充。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张学良和其他“非中央军”成员的失望和抗拒。

张学良在1940年代初的政治经历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和无所作为。他曾亲自赴南京出席多个会议，但对国民政府官员的精神面貌感到彻底失望。他看到的是一个权力争斗、无所事事的政权，而不是为国家和人民谋福祉的组织。国民党内部，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实际行动却几乎没有。蒋介石在讲话时，往往只会谈论一些空洞的词汇，“死干、硬干、快干”成了他反复提及的口头禅。张学良甚至听到官员们在无所事事时，居然还在开玩笑作诗，讽刺国民政府的庸俗和低效。

在这样的环境中，张学良逐渐形成了对国民党失望的看法。他认为，蒋介石不仅没有真正的“中心思想”，而且对国家的未来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他指出，国民党虽然高喊三民主义，但这一信仰并没有从内心生发，只是口头上装点门面。与此相反，张学良认为共产党虽然经历了艰难的长征，但因为拥有明确的信仰和目标，才最终赢得了战争。

总的来说，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评价可以总结为“宁用奴才，不用人才”。他认为，蒋介石的领导方式和态度导致了国民党的失败，而中国的败局，并非是外部敌人所迫，而是因为人民对国民党的不满与失望。“国民党丢失了大陆，不是因为别人，而是因为大陆的人民不再愿意支持他们。”张学良的这一反思，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理解蒋介石和国民党失败的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