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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德国的党卫军，几乎所有熟悉二战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支臭名昭著的私人武装是由希特勒所创建，用来巩固其极权统治。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遥远的东方，蒋介石也曾亲自打造了一个类似的特务组织，这便是被称为“南昌行营别动队”的国民党党卫军。这支武装力量不仅肩负着蒋介石对国内的统治，还在一段时间内扮演着极为特殊且残暴的角色。

这个别动队由康泽领导，他是蒋介石的一位亲信，深得信任。康泽，原名康振安，出生于1904年，来自四川安岳。小时候家庭贫困，常常面临饥饿和贫困的困扰。回忆起儿时的生活，康泽曾提到，他的家庭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家人只能食用没有油盐的青萝卜干，而他的弟弟吃了这些食物后常常呕吐。父母辛苦劳作，母亲白天种地，晚上则纺织布料以维持生计。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挤不出更多的钱来给他读书。

然而，康泽的生活从未改变自己的立场。原本贫困的背景并未让他产生对压迫者的反感，反而帮助他早早地认识到了权力的重要性。中学毕业后，他选择投身军旅，进入了黄埔军校。那时的黄埔军校内部，左右派别的斗争非常激烈，康泽并未选择支持革命，反而选择了站在蒋介石这方，成为了蒋的得力助手。作为“孙文社”的一员，康泽迅速获得了蒋介石的青睐，并得到安排前往苏联进修。与他同时期的同学中有邓小平，虽然二人没有预料到，三十年后，他们将会在中国的政坛上以截然不同的身份重逢。

康泽的权力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早在黄埔军校，他就因为与邓小平同样主张反共，获得了蒋介石的高度关注，并因此成为蒋的心腹。蒋介石当时深知特务组织对保持政权的重要性，因此在1933年，康泽作为“复兴社”的一员，被授予了更多的权力。蒋介石成立了由康泽担任领导的“南昌行营别动队”，并且迅速将其发展成为国民党最具特权的武装力量之一。这个部队的职责不仅仅是保卫蒋介石的政权，还参与到对共产党、革命力量的压制当中。康泽将这支部队视作自己的“私人军队”，无论是在战斗还是在政治上，几乎无人敢与之抗衡。

别动队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它的队员们拥有无与伦比的特权，甚至可以在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随意调动军事力量，收集情报，甚至随意进入任何公私场所。康泽的部队曾在一次与陈诚副官的冲突中表现得极为粗暴——剧院中，因不愿让座，一场冲突发生，最终陈诚的副官竟被撤职。康泽的别动队以其暴力和权力横行一时，甚至在战场上为国民党带来了可怕的优势，特别是在对苏区的“围剿”过程中，红军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然而，康泽的权力并非没有代价。他的部队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执行了大量的暴力任务，尤其是在1933年底，当康泽带领2400名队员进入鄂豫皖根据地进行“剿匪”时，采用了极其残忍的手段。所有看到的青壮年男子一律处死，村庄被烧毁，粮食被掠夺。对于民众来说，这一切无异于对生活的终结。根据当时国民党自己的统计，康泽领导的“别动队”在短短几个月内，屠杀了超过6000名无辜百姓。这一切的罪行，甚至超出了日军的“三光”政策。

尽管康泽从蒋介石那里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和信任，但在西安事变后，复兴社和别动队被解散，康泽的权力遭遇了严重的削弱。尽管如此，蒋依然将他提拔为“三青团”的领导人，希望通过这个组织培养一批新的年轻力量。康泽成为了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短短几年内，“三青团”发展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青年团体，掌握了数十万成员。

然而，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和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加剧，康泽与蒋经国的关系逐渐恶化。蒋介石为了削弱康泽的权力，安排他到国外“考察”，并在1947年才让他回国。然而此时的康泽已经深感自己处境的危急，回国后他被赋予的任务极为不利，最终在战场上被解放军俘虏。

面对新的敌人，康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放军对待战俘宽容而仁慈的方式让他大为震惊，过去他一直认为共产党是邪恶的敌人，而这一接触改变了他的看法。与当年黄埔军校的同学邓小平重逢时，他内心感慨万千，渐渐明白了当初蒋介石的错误决策和国民党失败的根源。

康泽最终在1956年改悔，并在毛主席的宽容下，成为第三批特赦的战犯之一。1967年，康泽因病去世。他的结局，与他曾经为之效力的蒋介石的命运截然不同，显示了革命的宽广胸怀。康泽的悔过，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证明了伟大革命力量的包容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