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在淮海战役的结束阶段被俘，之后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此期间，他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其中包括了大量关于淮海战役的详细记录，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淮海战役始末》。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杜聿明对战役的真实回顾，作为当时的亲历者，他的描述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党高层在战役中的决策与行动。虽然这篇回忆录在许多方面展示了较为客观的态度，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许多战役背后的复杂因素，以及他对时局的反思。

在《淮海战役始末》一书中，杜聿明提到了一些在淮海战役期间发生的令人费解的事件。尤其是在战役前期，他便开始策划如何改变国民党在中原战场上不利的局势。1948年春，济南战役结束后，杜聿明发现国民党军在济南、徐州和郑州三座城市的防线已经被突破，因此他制定了一项计划，准备集中徐州的主力军队北上，趁着解放军的二野与三野分散之机，歼灭三野的一部分。杜聿明最初向蒋介石报备了这个计划，蒋介石表示同意，并且计划在1948年10月15日执行。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计划在执行前的那个清晨，杜聿明正在前往指挥所的途中，突然接到了蒋介石的指示，命令暂时停止该行动，并指示他立刻前往东北。

由于这个突如其来的调整，杜聿明不得不放弃原计划，匆忙前往东北，直到辽沈战役结束。此时，淮海战役的战斗已经开始了。在回忆录中，杜聿明提到，国民党当局虽然早早准备了多个应对淮海战役的计划，特别是“徐蚌会战”，但最终都未能付诸实践。在他离开南京去往东北时，国民党军在徐州的数十万大军依然处于“左顾右盼”的犹豫状态，错失了许多关键的行动机会。

尽管杜聿明并不在现场，他通过来自南京的消息得知，徐州的局势并不如预期那样有利。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层显然对徐州的防守充满信心，然而杜聿明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切可能已经没有意义。他不再急于赶往徐州，而是决定先返回南京。虽然此时淮海战役才刚刚开始两天，黄百韬兵团的处境尚不危急，南京的国民党高层依然对战局保持乐观。然而，杜聿明到达南京后，亲眼目睹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街头的抢米抢面的现象已经蔓延，民众情绪的动荡和不安甚至连警察都无法控制。

杜聿明一时难以理解为何局势如此混乱。后来的会面中，他本打算将这一情况向蒋介石汇报，但由于局势紧急，他未能当面说明。蒋介石得知此事后，立刻发怒否认了这一切的存在。杜聿明对此也未敢再多言，而是准备飞赴徐州。当时，黄百韬兵团已经被华东野战军团团围住，杜聿明的任务就是尽全力解救黄百韬。

然而，出发前，国民党高层的顾祝同与杜聿明商量，建议他将指挥任务交给刘经扶，避免两人在徐州指挥产生矛盾。但杜聿明深知，徐州的军事运作需要紧密配合，一旦指挥中心分散，局势只会更加复杂。因此，他坚持亲自掌控指挥，并未同意顾祝同的建议。尽管高层似乎意识到杜聿明不愿前往徐州，但他们依然提供了许多便利的条件，尽量为杜聿明的指挥提供支持。

然而，杜聿明到达徐州后，依然遇到了种种障碍，特别是来自刘峙的阻挠。尽管蒋介石已经下令，调动邱清泉和孙元良等兵团增援黄百韬兵团，但徐州的军事指挥总是拖延，导致救援迟迟未能展开。直到10月11日中午，刘峙才开始采取行动，抽调兵力支援黄百韬，但这时已经错失了许多关键时机。

此外，杜聿明还回忆了他从南京飞往徐州途中发生的一次迷航事件。1948年10月10日晚，杜聿明乘坐的飞机飞行了几个小时后，竟然迷失了方向。飞行员虽经验丰富，但在夜空中却未能辨认出徐州的方向，直到接近黄河时才意识到错误。此时，飞机上的油量已所剩无几，局势危急。最终，飞行员发现了徐州的灯光，飞机才得以安全降落。虽然这次迷航事件仅仅是一次虚惊，但杜聿明事后常常感叹，似乎连天命都在警示他们，即淮海战役的结果可能早已注定。

尽管杜聿明最终到达了徐州，面对我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军依然未能顺利执行预定计划，反而在多次冲突中失去了主动权。杜聿明最初仍抱有一定的乐观态度，但随着战况的恶化，他的信心也逐渐消失。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徐州的战局几乎陷入绝望。杜聿明依然试图通过集中兵力实施北南夹击，但由于内部分歧和外部压力，这一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

随着战局的急剧恶化，杜聿明被召回南京，参加了国民党高层的紧急会议。尽管蒋介石曾希望保住徐州，但最终还是决定撤退，将徐州的国民党军主力转移到南京以保障后方安全。然而，撤退的过程充满混乱，不仅孙元良的兵团遭到全军覆没，邱清泉兵团也因撤退不力被我军包围。杜聿明形容当时的撤退情况为“混乱”，难以辨别友军与敌军。最为蹊跷的是，在撤退的过程中，杜聿明的指挥部竟然发生了由内部人员制造的骚乱。夜间，一些士兵借机制造枪声，故意散布“共军来袭”的谣言，导致了不小的混乱，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发现并无敌军踪影。

这件事情直到多年后，杜聿明才得知，原来当时负责警卫的两名国民党军官早已是中共的地下党员，他们借机在混乱中制造了假象。回顾这一事件，杜聿明不禁感慨万千，认为如果当时能够及时识破敌人的计谋，或许会改变战局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