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2日，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去世，享年59岁。此时，他因病情加重而住进了协和医院已超过一个月。孙中山的离世并没有被预见为一场长达四年的遗体保存与处理之战，而这一过程涉及到四副棺材的更替，充满了挑战与意外。

孙中山的病理诊断最终确认死于胆囊腺癌并伴有肝脏转移。此诊断不仅为后世医学提供了宝贵的病理资料，还留下了重要的历史痕迹。时至今日，经过近百年的岁月，这份病理报告仍在协和医院的档案中保存完好，见证了这段伟大历史。

孙中山去世后，3月15日，协和医院宣布完成遗体保存手术，并按照中华民国的国葬礼制举行了庄严的小殓仪式。遗体被着黑色大礼服，戴上礼帽，脚穿皮靴，由马超俊小心翼翼地放入一副美式楠木棺材。然而，没多久问题就出现了：这副楠木棺太小，不仅无法放下遗体上覆盖的国旗和党旗，连满载鲜花的空间也不足。孔祥熙建议更换一副更大的棺材。

新棺材选用了椭圆形的楠木，前端为方形，并且在棺内做了金属处理以便注入防腐液。此外，棺材上方设有玻璃层，打开时可以清楚看到孙中山的遗容。这就是第二副棺材——楠木玻璃棺。

由于孙中山生前与苏联保持密切关系，并实施联俄、联共、扶农等政策，国民党决定向苏联寻求帮助，制作水晶棺。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与苏联政府立即取得联系，请求技术支持。苏联政府十分重视，并决定赠送一具特别定制的水晶棺。水晶棺由两层结构组成，内层采用特种玻璃，外层则是镀镍的钢材，光亮晶莹。3月30日，苏联专员多米诺亲自将这具水晶棺通过火车送到北京。

当时，孙中山的家属宋庆龄等和国民党高层都对这具水晶棺非常满意，认为这是保存遗体的理想选择。然而，协和医院的专家对棺材进行了检验后却发现了致命问题：水晶棺的玻璃材质过薄，不能有效隔热，也无法提供恒温保存的条件。更糟的是，在长途运输中，水晶棺的外壳出现了小孔，无法实现真空无菌保存。最终，苏联赠送的水晶棺未能使用，并被保存在香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纪念堂。

尽管水晶棺无法使用，国葬仍需如期举行。3月19日上午11点，孙中山的灵车准时从协和医院出发。送灵队伍浩浩荡荡，灵车四周蒙上黑纱，显得庄严肃穆。前方军乐队奏响哀乐，后方马车拉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整个送灵队伍长龙般蜿蜒，沿途聚满了前来送别的民众。

灵车最终到达中央公园，临时搭建的彩牌楼迎接着队伍。此时，现场气氛达到高潮，公祭仪式显得尤为庄严。除了各界官员和党政要员，民众和外国使节也共同参与了这次向国父致哀的活动。随后，孙中山的遗体被暂时安放在香山碧云寺，以待南京中山陵的建设完成后再进行最终安葬。

4月2日，孙中山的遗体被移至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门内暂时安放。碧云寺的历史悠久，寺内的金刚宝座塔高达34.7米，是北京市最高的塔之一。这里的安静环境和远离城市喧嚣的地理位置，使得碧云寺成为保护遗体的理想地点。自此，孙中山的遗体在这里“暂居”了四年之久。

在碧云寺守灵期间，遗体的保存成了最大难题。协和医院虽然进行了防腐处理，但受技术水平限制，遗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色。为了加强保护，特地从孙中山生前的80名贴身卫士中挑选了8名最忠诚可靠的卫士，组成专门的守灵队伍。这8名守灵卫士不畏艰难，坚定履行着守护职责。

而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尤其是军阀混战频繁，孙中山遗体的安全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最令人担忧的威胁来自山东军阀张宗昌。他因深恶痛绝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理念，曾密谋烧毁孙中山的遗体。得知此消息后，守灵卫士们决定采取非常手段：他们将在夜色掩护下，悄悄将遗体转移至碧云寺附近的水泉山洞藏匿。

这次行动相当危险，守灵卫士们尽最大努力，避免一切风险，直到威胁解除，遗体才被移回碧云寺。这个过程展现了卫士们的忠诚与英勇。

与此同时，南京中山陵的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926年1月，中山陵正式开工。为确保设计符合孙中山的伟大精神，国民政府通过公开征集设计方案，最终确定了由建筑师吕彦直设计的警钟形方案。这一设计寓意深刻，象征着“唤醒民众”的警钟，恰与孙中山的政治遗志相符。

随着建设的推进，1925年11月，国民党在碧云寺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西山会议。这一会议不仅是国民党历史的重要篇章，也为守灵卫士的坚守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

1928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家局势逐渐稳定，孙中山遗体终于得以从山洞中安全移回碧云寺。12月23日，经过长时间的守护与努力，孙中山的遗容依然未见改变，令所有人都深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