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在广岛举行的核爆纪念仪式中，日本和国际社会的目光聚焦于原子弹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以及向逝者致敬的场景。首相的悼词、联合国官员的哀悼词，给人一种“日本是唯一的受害者”的印象。然而，中国记者徐德志的两个简单问题，却让在场的各方瞬间哑口无言。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是谁炸的日本？”接着，他问道：“为什么要炸日本？”这两个问题，引发了会场一片沉寂，直指日本纪念活动背后的不为人知的真相。

日本每年都会在广岛举行盛大的核爆纪念活动，目的是让世界铭记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轰炸后的惨状，特别是平民的苦难。然而，这一场景只是历史的片面呈现。日本政府在这场纪念仪式中故意省略了战争前因的部分。它将战争以一种极简化的方式进行割裂：日本作为受害者的形象被无限放大，而作为加害者的部分则被模糊处理。日本不断强调自己遭受的伤痛，却回避了它在二战中对亚洲各国实施的侵略和掠夺，尤其是给中国、韩国等国家带来的长期痛苦。

徐德志通过简单的提问，迫使人们反思这一切的源头：日本为什么会成为原子弹的目标？这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发动了珍珠港事件，向美国宣战。而日本为何要宣战？这源于它在侵华战争中所遭遇的困境，为了继续战争而急于获取东南亚的资源。进一步追溯，其侵略中国是基于它扩张军国主义的野心，企图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串“为什么”不仅阐明了历史的因果关系，还揭示了日本在战争中的责任和罪行。纪念仪式上的沉默，正是日本政府对这段历史的回避。

联合国官员表达的哀悼显然有失公允，因为他们不仅悼念那些在轰炸中死去的日本民众，还未能正视那些死于日本侵略战争的数千万亚洲军民。正如德国的例子所示，历史的选择性记忆会带来巨大的误导。德国也曾遭受盟军的猛烈轰炸，特别是德累斯顿的毁灭，带来的惨痛不亚于广岛。然而，德国并未一味将这种苦难升华为民族的耻辱，而是选择深刻反思自己的侵略历史，正视纳粹时期的罪行。

德国人以更为直接的方式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代表整个德国向犹太人和其他受害者忏悔。这种面对历史的态度，使得德国能够与全世界建立起更加平等的关系。柏林市中心的犹太人纪念碑，永远提醒着后人曾经的罪行，而德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对纳粹罪行的深刻批判，进一步反映了他们对于过去的深刻反思。

反观日本的纪念活动，它更强调“受难”而非“加害”。这种选择性地聚焦于受害者的形象，并非真正出于对和平的呼唤，而是在构建一种“我们也遭受了痛苦”的叙事，意图以此淡化甚至消解其加害者身份。这种记忆上的选择，正是对历史真相的回避。

对于那些呼吁“放下仇恨”的声音，我们应当反思其真正的意图。如果所谓的“放下仇恨”是针对普通日本民众的话，那无疑是理智的，因为当今的日本民众不应为过去的战争罪行背负无限的责任。然而，若是让人放下对历史真相的追问，放下对日本政府错误历史观的警惕，那就等于偷换了概念。真正需要“放下”的，是日本政府本身。它需要放下的是那份无法实现的帝国梦，需要放下的，是早已过时的民族自尊和“我们没错，只是我们输了”的侥幸心态。更重要的是，它需要放下对自己作为加害者身份的逃避和美化。

日本是否能够真正放下这些扭曲的历史观，是影响其与邻国关系的关键所在。一个连“为什么”都不敢回答的国家，如何赢得他国的信任，如何让邻国相信它的和平承诺？如果一个国家沉浸于自己作为受害者的痛苦中，如何理解其他民族曾经遭遇的、更为严酷的苦难？

而如今的日本，依然有部分势力在挑战中国内政，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类挑衅言辞，正是对日本未彻底反思历史的延续。它不仅让人怀疑日本是否真正做出改变，也让人警觉，日本是否在伪装和平主义者的形象，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再次冒险。

最终，八十年前的两声爆炸，不应仅仅是日本的伤疤，它应当是全人类的警钟。这不仅是对核武器的警告，更是对战争的疯狂、对军国主义的警惕。历史的真相，或许曾被掩盖，但作为中国人，我们绝不能忘记那段未解的“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