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朝与唐朝初期,朝廷的最高决策者是被称为尚书令的首席宰相。这个职位的权力之大,甚至让其对皇权产生了威胁,因此在隋唐两朝,尚书令这个重要职务往往处于空缺状态。当尚书令缺位后,唐朝的首席和次席宰相则转变为尚书省的左右仆射。在这个时期,像唐朝杰出的宰相房玄龄,他作为尚书省左仆射,成功地管理朝政将近二十年。
然而,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随着唐朝贞观年间的到来,尚书省的左右仆射的权力却显著减弱。当时到了唐中宗时期,朝廷的首席和次席宰相转型为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以及门下省的长官门下侍中。这一变化的背后隐含着什么样的原因,使得中书令和门下侍中成为了唐朝新的宰相核心呢?对此,我有一些个人见解,可以与大家分享。
隋文帝所创立的“三省制”,虽然在施政上减少了错误发生的机会,但却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点,即降低了行政效率。自隋朝开始,这三省之间常常因事务而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尤其是中书省——负责起草政令的部门——与门下省——承担审核职责的机构之间,矛盾尤为突出。这种因为内部扯皮而引发的行政延误,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更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执行力,导致许多应及时施行的政令被耽搁。
唐太宗在位期间,为了解决中书令与门下侍中之间的争执,他开始定期召集两人的会议于政事堂进行讨论。这样一来,在政务会中直接交流意见,有效防止了在流程中的推诿现象。进入唐高宗初年后,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之间的合作形式进一步演变,他们不再仅仅是在政事堂内开会,而是合署办公。因此,不仅中书令和门下侍中,甚至一些特别加封的官员都能在政事堂内行使职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事堂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超越三省的宰相委员会,成为了政务运作的核心。相较之下,尚书省的左右仆射由于未能参与政事堂的会议,逐渐沦为了仅有名义的荣誉职务。自唐高宗时期起,能够参与政事堂会议并在其内办公的官员,才被视为真正的宰相,而其他则沦为“没有实权的官员”。
政事堂成立的初衷,正是为了消弭中书令与门下侍中之间的扯皮,因此这两个职位成为了政事堂内仅有的两个正式品级的官员,且参会资格固定。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书令与门下侍中在众多宰相中天然拥有更高的权力地位。中书令负责起草政令,作为朝廷施政的发起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自从唐中宗时期起,政事堂的办公位置固定在了中书省内,中书令也因此顺理成章地兼任了政事堂的主持,这使得他成为唐朝的首席宰相,而门下侍中则被视为次席宰相。通过这些变迁,唐朝的权力格局便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