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虽然表面上是三国鼎立的局面，但实际上，蜀吴两国的联合才勉强能与魏国对抗。蜀国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其地理上的易守难攻，而蜀汉的军队中有许多顶尖的武将，这使得蜀国能够在魏国防线中找到空隙，逐步蚕食魏国的领土。与此相对，东吴的优势则在于水军，尤其在水域作战上无出其右。然而，东吴的陆军相对较弱，孙权若想北伐成功，必须选择在能充分发挥水军优势的战场上与曹军对抗。

然而，吴军擒杀关羽后，蜀吴的联盟彻底瓦解，联合攻魏的计划已经无法继续。此后，孙权虽然占领了荆州的部分地区，但他未能完全掌控整个荆州。虽然孙权尝试改变进攻方向，但这种战术并未产生显著成效。

公元226年，魏国曹丕去世，孙权趁机发动攻魏之战。孙权亲自率军攻打江汉重镇石阳，并派诸葛瑾、张霸等人进攻襄阳和寻阳。刚开战20天，司马懿与曹真便成功击败了吴军，尤其是在襄阳和寻阳两地，吴军损失惨重，张霸被斩杀。最终，孙权意识到无法攻占石阳，只得命令撤兵。这场北伐不仅让东吴损兵折将，还让孙权彻底意识到从荆州出兵攻魏的困难。

关羽长期镇守荆州，对魏国而言，此地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防线。魏国在此布置了大量兵力，而襄阳和石阳等地更有诸如文聘等名将严密防守。由于东吴的陆军本就不强，且要时刻防备魏国的援军，攻占这两座重镇几乎不可能。最重要的是，这两座城池临近江边，无法让东吴的水军发挥应有的优势，而魏国的援军却能快速集结并支援战场，极大增加了东吴北伐的难度。

除此之外，孙权放弃从荆州进攻魏国的另一个原因，是即使成功占领襄阳、石阳等地，东吴也难以承受守卫这些重镇的庞大成本。由于襄阳距离南阳、许昌太近，一旦魏国决定夺回，东吴会面临来自魏国大军的强大压力。即使镇守这些地方，东吴的水军在枯水期也难以顺利撤退，形成了极大的后顾之忧。

此外，荆州一直是魏国防备蜀国的一个重要战略要地，魏国在这里长期囤积兵力，且能迅速向战场调集援军。即使关羽在此地屡次击败曹军，魏国的快速补给能力依旧让东吴难以取胜。公元234年，吴军主力在淮南战败，尽管陆逊和诸葛瑾发动了策应性质的进攻，但由于魏国将领对陆逊的威名有所忌惮，吴军得以撤退。总的来说，孙权从荆州北伐的机会极其渺茫，胜算微乎其微。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魏国在淮南并未视其为战略要地。曹操曾将大量淮南地区的居民迁徙到魏国腹地，这使得淮南的兵力较为薄弱。而魏国在寿春设有一支初具规模的军队，然而距离合肥还有约200里的路程，驻守合肥的军队长期处于兵力不足的状态。相比之下，东吴的水军能够快速通过水路威胁合肥，这对魏国构成了极大的战略压力。

魏国需要从兖州、豫州等地调集援军驰援合肥，这一过程所需时间远远超过东吴出兵的时间。即使在枯水期，东吴的水军也能借助巢湖的水系保持灵活性，进退自如。即使吴军不能战胜魏军的优势兵力，孙权也能让魏军陷入困境，疲于应对。

公元230年，孙权公开宣称要进攻合肥。魏国急忙从兖州、豫州调兵驰援，但当魏国刚刚集结完毕，孙权却下令撤兵。满宠看穿了孙权的战略意图，认为孙权只是通过假意撤退诱使魏国撤军，一旦魏国撤回，孙权必定会迅速反攻合肥。虽然孙权的计划被识破，吴军未能占领合肥，但这也表明东吴能够在淮南合肥战场上掌握主动，进退自如。

回顾孙权早期的决策，实际上他从一开始便放弃了从荆州出兵攻魏的想法。当初，孙权将荆州借给刘备，是为了在魏国和蜀国之间形成双线作战的局面，从而牵制魏军。只是，刘备在接管荆州后占领了蜀地，逐渐脱离了孙权的控制，令孙权急于收回荆州，限制刘备的势力扩展。因此，孙权最终放弃了以荆州为起点的北伐计划，选择转而在合肥一线与魏国对抗，最终展现出更多的战略眼光和灵活应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