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8月23日,旧历七月二十四日,中日关系愈发紧张。驻日公使许承祖向李鸿章报告倭官的狡诈行径,建议等待驻日使馆参赞杨枢抵达长崎后再行处理。然而,由于只有我理事蔡轩和参赞杨枢参与办理,担忧事态无法如愿解决。李鸿章紧急电催英国律师赴日本,同时请丁汝昌留员办理,并嘱其留证候质。他还致电报告已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会晤,商讨处理长崎事件的方法。伊藤博文表示对朝鲜事务的不确定性,嘱咐密切查证确认,切勿使事态进一步恶化。
1894年8月23日,旧历七月二十三日,军机处发布命令,指定威海卫、旅顺、大连湾和烟台为北洋要隘和大沽门户。北洋海军各舰应在这些地方巡逻扼守,不得远离,以确保倭船无法越界。对于任何疏漏,将追究丁汝昌的责任。丁汝昌在同日接到命令,清廷决定在朝叶志超和聂士成的全军出险中,解除饷银、枪炮、子弹,并迅速运往大同江岸。同时,李鸿章电报总署,表示已成功谈妥购买智利两艘兵轮包运事宜,但新的大快轮需要支付50万镑才能出售,还有一艘快船索价26.5万镑。与此同时,“镇远”号铁甲舰在同日,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在烟台和威海卫之间寄泊。两舰前往烟台装备威海卫的守口,同时派遣鱼雷艇侦查威海卫东洋面及成山头的敌情。下午,舰队返回威海卫母港。
同日,李鸿章派遣德国人汉纳根协助北洋海军防范倭寇。这一系列事件展现了中国与外国势力的博弈,以及在国内外政治压力下如何应对复杂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