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战争事件，以少胜多的战斗案例，成为许多军事历史学者讨论的经典。更重要的是，这场战役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历史上少数几次在一个晚上发生的王朝更替。关于这场战争，许多历史记载给我们提供了相关的资料，尤其是《史记·周本纪》中的一段：“武王兵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殷纣王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距武王。”然而，这一数据的可靠性有很大争议。

首先，战国时期我国才出现了数十万兵力的大规模战役，而殷商时期无论从人口还是动员能力来看，都无法调动如此庞大的军队。因此，有学者推测，这70万的数字可能是历史传抄中十七万被误写成七十万，甚至有说法认为，纣王的兵力也许并没有那么多。至于周武王的兵力，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史籍的记载进行分析。除了《史记》，其他先秦史书对周武王的兵力记载较为一致，普遍提到周武王只有三百辆战车和三百名虎贲，或者说三百战车和三千虎贲。《尚书·牧誓》以及《逸周书》中的相关记载也支持这一观点，且并未提及四万五千甲士。

根据西周的军事制度，每辆战车配备步兵七十二人，但在殷末周初，战车的配置较为简单，每辆战车大约只有十人。随着考古研究的进展，尤其是殷墟和西周早期的车马坑的发现，我们得知，武王伐纣时，每辆战车配备的确只有十人。因此，按照这些数据推算，周武王参与伐纣的兵力最多也不过六千人，而史书记载的四万五千甲士显然存在夸大成分。

那么，司马迁为何会提到四万五千甲士？实际上，商朝的兵制以“师”和“旅”为单位，最初有三个师，每个师约三四千人，后期增至六个师，并且周国也模仿商朝的兵制，组建了六师。周武王为了伐纣，实际上调动了六个师及其他附属国的兵力，总兵力大约为三四万人。事实上，《国语》有提到周武王出征前“厉六师”，这或许就是司马迁提到的四万五千人的依据。

然而，这些兵力并未参与直接的牧野之战。《吕氏春秋》明确记载，周武王在六师未到之前，已在牧野之战中获得胜利。周武王带领的兵力在战役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六师的到达主要是用于清理残局。最终，武王通过六千人的主力军，成功战胜了殷商。

至于商朝防线的兵力，我们并未从《史记》外的其他史料中找到明确的数字，但可以推测，商朝的兵力明显多于周武王。如果殷商的兵力太弱，便无法称得上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商朝长期对外征战，东夷频频叛乱，常常动员大量军队，且兵力组织由中央军和地方军组成。例如，妇好伐羌时，中央军有三千，地方军加上万余人，而纣王的东夷征伐也动用了大量的地方军。

从《诗经》的描述来看，周武王面对的并不是由奴隶和俘虏组成的临时军队，而是训练有素的商朝正规军。因此，纣王敢于在野外与周军决战，显然他对自己军队的作战能力充满信心。纣王是战斗经验丰富的君主，且有着异常的勇武，他“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然而，周武王除了牧野之战，史书中并未记载他有其他重要战役的经历，因此，从指挥能力和军事实力上看，周武王似乎不如纣王。

然而，周武王为何敢在带领仅六千人时发动如此艰难的战斗呢？这与周武王的一些反常举动密切相关。虽然周军在征途中遭遇了恶劣的天气，士兵大面积生病，甚至出现了部分将领的劝谏，但周武王依然坚持要按时到达牧野。这种坚定的决心也许与他已知的内部支持有关。周武王的密会殷商内部的胶鬲，以及随后在鲔水的再度接触，可能意味着他早已获得了部分殷商贵族的支持，这为周军最终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胶鬲代表的是反对纣王的商朝贵族势力，而这些贵族掌控的“子族”军成为了商朝军队倒戈的主力。

战局的关键转折点在于纣王的死亡。关于纣王的死因，最广为人知的说法出自《史记》，即纣王在失败后登上鹿台自焚。然而，这一说法存在很多疑点。考古发现中，殷商的丧葬风俗与此并不匹配，而更为常见的则是纣王在牧野之战中被俘获后被斩首的说法。从战国时期的文献来看，纣王的结局似乎是被活捉并斩首，周武王将其首级悬挂在旗帜上，作为对诸侯的威慑。

这些史料也得到了考古证据的支持。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六韬》竹简，保存了关于牧野之战的记载，明确指出纣王在战斗中被擒。周武王的这一行为，不仅符合当时的战场情况，也解释了为何在战后，周军能够俘获大量商军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