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琼与尉迟敬德在后世常被并列为左右门神，但若从唐太宗李世民的态度来看，他们在他心中的地位却有明显差别。李世民继位后，对开国功臣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封赏。尉迟敬德凭借玄武门之变中的突出表现，从一个平民出身的小官，一跃晋升为拥有食邑一千三百户的吴国公，官阶直至从一品，位极显赫。而秦琼虽然早在李渊时期便被封为上柱国、翼国公，但到了贞观元年，重新核定功臣食邑时，他的待遇却大幅下降，食邑仅剩七百户，远不及昔日的荣耀。

翻阅《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开元二十六年修订），可见在李渊当政时，像秦琼这样的开国宿将，食邑往往可达三千户。然而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为了奖赏新附从的将士，大量封赏功臣，国公的数量急剧增加。土地与资源有限，于是出现了“食实封”制度，功臣们的封户数目不得不重新分配。秦琼因此损失惨重，削减了两千三百户，而尉迟敬德却成为最大赢家之一，从一无所有到大富大贵，完全是因李世民的信任和偏爱。

尉迟敬德不仅获封国公、得享千余户封邑，还在财富上大有斩获。他与长孙无忌并列为头等功臣，各自被赐万匹绢，甚至齐王府的大量财物、器物、宅第，都被直接赏赐给他。要知道，在玄武门之变前，他不过是秦王府的左二副护军，区区八品武官，地位卑微。可自此之后，他的仕途可谓扶摇直上，不仅成为从一品开国公，更位列正三品大将军，地位甚至可以与丞相比肩。反观秦琼，虽然名声极高，却未见进一步晋升，反而因食邑锐减而境遇尴尬，他的左武卫大将军之职更是名存实亡。

至于秦琼“久病”的说法，一直众说纷纭。史籍并未记载他在玄武门之变中受伤，而他长达十余年的“病榻”状态，显然耐人寻味。事实上，秦琼并未参与这场兄弟相残的宫廷政变。在关键时刻，他并未站到李世民身旁，这就注定了他在新皇帝心中的地位大打折扣。尽管他以“病”为由淡出政治舞台，但李世民十二年间从未表现出对他格外关心，无论是探视还是赐医都未见记载，这背后正反映出他们关系的疏远。

李世民为何如此厚待尉迟敬德？并非因为尉迟的战场功绩能完全盖过秦琼，而是在关键的玄武门之变之前，尉迟敬德展现了绝对的忠诚，愿意为李世民冒死一战。相比之下，秦琼虽然曾是李世民在沙场上最信赖的猛将，多次奉命深入敌阵、斩获奇功，但当权力斗争来临时，他选择了避让。这一点，成为李世民判断“可用”与“不可用”的分水岭。

在李渊时期，秦琼的地位远高于尉迟敬德。他不仅获封翼国公，还被评为战功卓著的英雄，得授上柱国的荣誉。李渊甚至多次当面许诺，要与秦琼把酒言欢，甚至愿意割肉下酒，以表尊崇。相比之下，尉迟敬德在李渊眼中始终不算重要人物。但李世民深知，若要开创属于自己的新局面，他必须采取不同于父亲的用人之道。李渊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用人要用有过失的，而不用有功劳的。”这句话显然深深影响了李世民。

李渊之言，其实是警惕功高震主的危险。李世民登基后，同样贯彻了类似理念。对于功勋卓著却未在玄武门之变中立功的秦琼，他选择淡化其存在；而对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尉迟敬德，则加倍封赏，以彰显忠诚的重要。对李世民而言，过去的功劳再辉煌，也不及当下的效忠来得实在。他所倚重的，是能在关键时刻为他守护皇位的臣子，而非那些只留在功勋簿上的旧日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