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先贤抗战故事
从中社到红棉
盛丕华:(1882-1961),浙江宁波人。1946年参加民建,曾任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常委,民建总会副主委,第一、二届民建中央副主委,民建上海市委会主委。1949年出席新政协。曾任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常务理事,汉口四明银行经理,上海总商会会董,中一银行董事,东南信托公司董事,开美科药厂董事长,红丰地产公司副经理, 红棉酒家董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第一至三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委,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盛丕华14 岁至上海打拼,以好学勤奋、公正诚信、办事认真的品质立足于上海商界。17岁时他写下“值戊戌政变,深受感动……国家观念油然而生。”
创办爱国进步社团中社
1930年,帝国主义加紧掠夺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趁机在东北制造争端,悄悄扩张势力,为大规模侵华做准备。1931年元旦,经过半年筹备,盛丕华与李孤帆、俞寰澄等工商、知识界有志之士以改进社会为宗旨,成立了爱国进步团体,取名中社。社址设在威海卫路(今威海路)150号,是静安别墅沿街第一排的一幢三层建筑,盛丕华住所在静安别墅88号,往来十分方便。理事盛丕华、俞寰 澄,增补理事徐永祚,经济委员会委员张絅伯等后来都成为民建创立初期的重要人物。
中社成立时社员已有300余人,成立后以组织讲座、聚餐、参观等形式开展爱国进步活动,同时也向公众提供理发、餐饮、场地出租等。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盛丕华等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强烈不满,深感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探寻救国之路,更加积极地参加爱国进步活动,中社的讲座报告和刊物,开始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抨 击不抵抗政策为主要内容。
黄炎培1931年至1936年间到中社80余次,从黄炎培日记中可窥见中社活动之一斑:1931年12月14日“八时,假中社招各省人开国难救济筹备会,到者十六省三十九人。” 之后国难救济会常在中社召开会议、讨论时政、商议电稿等。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在中社举行的讨论时政的活动和教育界、知识界团体的活动渐多:1932年2月16日“十一时至中社,听石青(胡汝麟)谈政治主张。”;1932年2月19日“至中社。王造时将赴平与谈。”;1933年2月26日“四时,各大学教授联合会,在中社邀报告。”等。
来往于中社的还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1933年暑假,胡实声从北平回沪,盛丕华之子盛康年神秘地拉着他到中社咖啡室的外间为其望风。原来盛康年悄悄地约了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在里边促膝谈心,听取中共对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看法和估计。后来才知这位中共党员是中共秘密交通工作的重要创建人吴德峰。他常联系和指导盛康年的工作。
中社的刊物《新社会》半月刊于1931年7月出版第一期,由俞颂华主编,许多进步文化人士马寅初、巴金、胡适、胡愈之、陶行知等发表过文章。章乃器曾在该刊发表《民族的出路》《客观的中国》等文章。
《新社会》半月刊之后经盛丕华的关系交盛康年接手。他青年时期就读于震旦大学,接触了许多左翼文人、中共党员,他敬佩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革命行动。接手《新社会》后,他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号召“为着光明的新社会,快把斗争来展开”,加强了《新社会》的政治色彩。但因触犯了国民党当局,不久就遭到国民党的查封。
随后,中社的活动也受到了影响,1937年上海陷落,中社活动减少,只保留部分公众服务的功能。
办企业支持抗战 开辟红棉新阵地
抗战开始后,盛丕华自办了3个企业。一是1934年与虞洽卿、徐永祚等人合资创办上元企业公司,盛丕华为公司经理。公司位于南京路贵州路口,当时属公共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租界,他为防止日本人假借合作手段,强行参加投资,占夺公司资产,当机立断把公司改称上元地产公司,转为经营房地产。他知道日本侵略者急 于收刮物资,对地产一时还不感兴趣。他的机智应变最终保全了企业,也体现了不与日本人合作的爱国态度和民族气节。同时他还积极动员家眷将金银饰物捐献国家,支援抗战。
二是与谢绳祖等人合资经营开科美药厂,经营生产药片、针剂,供应给中国抗战的前线部队。盛丕华担任董事长,谢绳祖之子谢曜任总经理。盛康年自武汉回沪后任副经理。 谢曜曾组织过进步团体,盛康年与他两人一见如故。他们表面上办药厂做生意,暗中仍继续开展进步活动。当时上海处在孤岛时期,文化界组织复社,计划出版《鲁迅全集》,但是经费异常困难,盛康年慷慨资助了数百元。还有一回,中共地下党员殷之钺从延安来上海秘密工作,初到上海无处落脚,便找到盛康年。盛康年不顾自己安危,不仅安排他在开美科药厂任高级职员,还为他置办西装等衣物,使他在公开职业的掩护下顺利完成了重要任务。
三是红棉酒家。1939年张澹如联合盛丕华出资所设,盛丕华任董事长。地点位于大世界游乐场斜对面。这是一栋三层高的粤菜馆,开张后营业兴旺。此处也作宁商总会之用,宁商总会主要成员在此发起了以盛丕华等人为核心的星五聚餐会。起初上海商界中人多在星期天于酒家聚餐开会,仅是将其作为在战乱中商界中人洽谈买卖、交际市场信息的一个临时场所。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宁商总会的部分成员退出,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等延续了星五聚餐会的活动,不少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参加进来。他们利用人脉关系,经常邀请专家学者和爱国人士到场演说,宣传抗日救亡思想、一起探讨时局走向,使得参加聚餐会的工商界人士思想认识更趋明朗,聚餐会逐渐转变为议论时局的集会。虽然时局紧张,但红棉酒家在进步人士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参加聚会的人数也逐渐增多。盛康年被称为红棉小开,他一方面与中共地下党接触联系,一方面也在红棉酒家、开美科药厂组织工商界青年聚餐会。
从中社到红棉,串联起盛丕华的抗战实践历程,他以企业作为抗日据点,支援抗战、资助抗日救亡活动,为中共地下党等爱国人士提供秘密联络站、集会地,展现了爱国工商业者参与抗战的独特方式。在抗战烽火岁月中,盛丕华用行动证明: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永远与民族气节血脉相连。
来源:中国民主建国会
民建先贤抗战故事从中社到红棉盛丕华:(1882-1961),浙江宁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