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0日，胜利的消息已提前在重庆传开。当天，燥热的空气中骤然炸开一声惊雷——捷报通过电波传遍长街！那一夜，无数中国人喜极而泣，整座山城也沸腾了。

▲丰子恺创作的赠友人的《胜利之夜》

当时，正置身在这人海洪流中的中国现代漫画事业的先驱丰子恺，以一幅《胜利之夜》定格了战乱之后的动人场面。画中，明亮温暖的灯光下，橘黄色的小猫蹲坐一侧，幼小的孩童被男人高高举起，高兴不已，一旁的妇人也满面笑容和小姑娘齐齐望向孩童，四人其乐融融……

烽火散尽后，一个小家的团圆

2025年8月15日的午后，北京一寓所内，81岁的宋菲君指向一幅画作，眼底泛起泪光。画中暖黄的灯火晕染开来，年轻的父亲背对观者，将幼子高高托向天际；母亲依偎在侧，唇角漾着温柔的涟漪，身旁的小女孩仰首凝望，眸中盛满懵懂的喜悦；一只花猫蜷伏于光影交界处，尾尖轻晃，仿佛在细听人间久违的欢腾。画幅左侧，一行小字如时光的注脚——“日本投降后三日”。

这幅珍贵的画作的原件如今收藏在了建川博物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凝固的正是获悉抗战胜利消息的重庆街头。而画中那个被举向星空的孩童，正是宋菲君——国画大师丰子恺的长外孙。

“画里男人是我的祖父，托起的是我大表哥宋菲君，他是丰家二女儿之子，1942年生，当时不过三四岁模样。”丰子恺之孙丰立星向记者娓娓道来，“旁边的小姑娘，或许是邻家玩伴，也可能是祖父最疼爱的幼女。他总爱看孩子们嬉闹，画纸便成了记录童真的相框。”

“那些年啊，街坊的孩子常在丰家院子跑进跑出，这画里的团圆，何尝不是烽火散尽后，千万个中国家庭的缩影？”丰立星嗓音微顿，笑意里溢出怀念。

丰立星，是丰子恺二儿子丰元草的儿子，出生于1977年。他告诉记者，尽管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正式宣布投降，但捷报早在8月10日便通过电台与政府渠道传至重庆。10日当晚，丰子恺便创作了一张描绘胜利之夜的画，有意思的是，当时画中人物是一位穿着军装的军人，他也举着一个孩子，以艺术定格历史性狂喜。

▲8月10日当晚，丰子恺创作的胜利之夜系列画

“爷爷丰子恺常对同一题材进行多幅创作，建川博物馆的那幅画，落款抗战胜利三日后（8月12日），是送给朋友新吾先生的作品。”丰立星说。

这个胜利之夜，中国人等得太久

《胜利之夜》这看似温馨而普通的画面，最特殊之处就是题字中的“日本投降”这几个字，这个家庭的欢乐场景，定格的正是中国人民迎接胜利的狂喜时刻。自1931年开始，中国人的胜利之夜，已等得太久！

通过画作，人们似乎看到了1945年8月10日那个激动人心的夜晚。

当日本投降的消息通过电波刺破长街，整座山城沸腾了：千家万户的窗棂里爆出金蛇狂舞的鞭炮，小什字街头的盲眼乞丐抛下竹杖，踩着翻倒的水果摊嘶吼狂跳。素不相识的人们在霓虹与火把交织的流光中相拥而泣，餐馆老板砸开店门呼喊“随便吃！不要钱！”，碗碟碰撞声淹没在铜锣、脸盆、铃铛汇成的金铁交响里，连嘉陵江的波涛都卷着“胜利了！”的呐喊奔向天际。

丰子恺也和其他人一样，谈论应该如何庆祝胜利。素来好酒的丰子恺，此刻更成为友人邻舍关注的焦点——一位平素谦恭的友人试探着询问是否可到丰子恺家中讨一杯酒，共庆胜利。丰子恺闻言朗声大笑，慨然应允：“此酒珍藏多年，正待此时！”他当即引众人归家，郑重捧出两瓶尘封已久的茅台佳酿。那一夜，斗室之中酒香氤氲，故交新友举杯相庆，笑声与热泪交织，直至后半夜两点，友人才在微醺的月色中依依话别。

后来，丰子恺在《狂欢之夜》一文中记录了当时的心情：“我想起了八年前被毁的缘缘堂，想起了八年前仓皇出走的情景，想起了八年前生死离别的亲友，想起了一群汉奸的下场，想起了惨败的日本的命运，想起了奇迹般地胜利了的中国的前途……我差不多没有睡觉，一觉起来，欢迎千古未有的光明白日。”其实那一夜，丰子恺画了很多画，尽情描绘胜利场景，《胜利之夜》是其中一幅。

“（胜利之夜）整个画面洋溢着一种非常温馨的中华家庭团聚的幸福，赶走了日本人，我们才能过上这样安详、安宁、幸福的，有儿有女的，开着灯的祥和日子。”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说，“这幅画反映了丰子恺先生抗战胜利的喜悦心情，是我们大家的心情，也是我们民族的心情。”

劫波渡尽创伤未愈，但生命蓬勃希望已然破土

▲丰子恺和他的宠物阿咪

1937年11月下旬，日本人采取迂回战术突然袭击丰子恺故乡石门镇，仓促之际，丰子恺领着家族老弱妇孺十多人，带着两卷铺盖，开始了辗转多地的流离生活。在漂泊过程中，丰子恺创作了一系列抗战漫画大树画册，描绘华夏大地上的触目惊心。据家人统计，丰子恺画过的抗日战争的漫画目前发现有420多幅，丰子恺的抗战决心曾经用漫画的十个字配文表现了出来——“宁做流浪汉，不当亡国奴”。

丰立星还有另一个身份，丰子恺美育馆馆长，这也是中国第一个以美育命名的艺术场馆。“人生不同阶段，不同时期观看他的作品时，领悟感觉都有所不同。”作为馆长，丰立星坦言，到目前为止，他也不能完全理解爷爷的所有画作。

丰立星回忆，自己从记事起，便开始关注爷爷的画作。然而直到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重新审视时，那些曾被忽略的深意才如星火般骤然点亮。早年，他只读懂了画面的表层叙事——抗战胜利后的举家欢庆，大人怀抱着婴孩欢呼雀跃。可多年后凝神细观，画中一盏微弱的灯火竟如此灼目。它并非明亮夺目，却在艺术家精妙的处理下成为视觉的锚点，无声诉说着烽烟散尽后“天亮了”的隐喻。这束光，是撕裂长夜的第一缕晨曦，是生活重建的序曲，更是民族在废墟之上倔强重生的宣言。

画家特意将怀抱孩童的男人置于画面核心，妇女身侧依偎着幼女，绝非偶然。孩童的意象在此升华为双重象征：他们是血脉延续的薪火，更是国家未来的脊梁。战争的终结，意味着被硝烟遮蔽的童年重获生长的权利——他们终将走向学堂，在未受摧残的阳光下长成新生的林莽。这幅家庭图景，实则是民族命运的缩影：劫波渡尽，生命依然蓬勃；创伤未愈，希望已然破土。

在采访中，丰立星提到一个小插曲。从抗战开始，丰子恺带领家中的男女老少从浙江逃亡至重庆，不过当时丰立星的父亲和姑姑认为，那是他们儿时最快乐的时光。从他们的话语中，丰立星能看出当年爷爷努力使他们避免受到战争的摧残，一路呵护他们到达重庆。

▲宋菲君（左）和丰立星（右）

三千公里颠沛流离，丰子恺的布衫日渐褴褛，脊背却始终挺直如松。他教孩子在弹坑旁写生，用炭笔记录残荷倔强的茎秆；他将幼女绑在背上跋涉，哼唱的江南小调盖过枪声。“大树被砍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正如丰子恺所言，丰立星觉得，爷爷在骨子里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期待，相信中华儿女、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的激情和精神，终将化作一个民族春来怒抽的新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