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221 年,咸阳宫的青铜灯盏映着嬴政的脸。
他手指划过面前的《天下舆图》,从西边的陇西到东边的临淄,曾经互相攻伐的六国,如今都标上了 “秦” 的朱红印记。身边的李斯轻声感叹:“陛下,这是六代先君的心愿,今日终成。”
嬴政却忽然停手 —— 从爷爷的爷爷秦孝公算起,到父亲庄襄王,整整六代人,没出一个昏君,没断一次变法,没走一次弯路。要知道,隔壁的赵国刚出个赵括就丢了长平,楚国的楚怀王被骗去秦国就再也没回来。
秦国这绵延百年的 “六世余烈”,真的是靠 “运气好” 撞上的偶然吗?
【秦孝公的 “破局赌”:把国运交给 “外人”,不是偶然】
在秦孝公之前,秦国是六国眼里的 “弱国”。
公元前 362 年,秦孝公刚即位,就收到了魏国的 “战书”—— 魏国夺走了秦国的河西之地,还联合韩、赵两国,准备把秦国堵在函谷关里。朝堂上的老贵族们只会拍桌子骂,却拿不出半点办法。
秦孝公看着宫里积灰的青铜鼎,下了个 “疯癫” 的决定:向全天下招贤。他写的《求贤令》里,没摆国君的架子,反而主动说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 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把秦国的困境全说透了,最后还承诺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这时候,一个叫商鞅的卫国人来了。
两人在宫殿里谈了三次。第一次商鞅讲 “帝道”,秦孝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第二次讲 “王道”,秦孝公还是没兴趣;第三次讲 “霸道”,说要 “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秦孝公一下子坐直了身子,两人聊了三天三夜,连饭都忘了吃。
可变法哪有那么容易?老贵族们跳出来反对:“祖宗之法怎么能改?” 秦孝公没犹豫,直接把秦国的军政大权交给了商鞅。为了让百姓信新法,商鞅在咸阳南门立了根三丈高的木头,说谁能搬到北门就给五十金。一开始没人信,直到一个农夫试了,真的拿到了钱 —— 这不是商鞅闲得没事,是他要让秦国人知道:“新法说的话,一定算话。”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秦孝公,面对朝堂上全是反对的声音,敢把国家命运交给一个没根基的外国人吗?
秦孝公敢,不是因为赌,是因为他太清楚:秦国再不变,就真的要被六国吞了。这第一步 “破局”,从一开始就不是偶然。
【惠文王到昭襄王:杀了 “变法者”,却没废 “变法”】
秦孝公死后,商鞅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老贵族们趁机告状,说商鞅 “欲反”。刚即位的秦惠文王,下令抓了商鞅,最后把他车裂了。消息传到民间,有人叫好,有人惋惜,还有人担心:新法会不会跟着废了?
可惠文王下了一道令,让所有人都安了心:“商君之法,利于秦,故留之。”
他比谁都明白,杀商鞅是为了平息贵族的怨气,保住新法才是保住秦国的根。惠文王在位期间,没像其他国君那样沉迷享乐,反而重用张仪,用 “连横” 破了六国的 “合纵”,还把秦国的疆域向东推到了黄河边。
到了昭襄王时期,这种 “守业” 的清醒更明显。
昭襄王在位 56 年,是六世里掌权最久的。他一开始靠母亲宣太后和舅舅魏冉掌权,后来听了范雎的建议,收回了权力,却没因为范雎是魏国人就不信任。范雎提出 “远交近攻”,昭襄王立刻采纳,先打韩、赵、魏,再打楚国,一步步把六国的主力打残。
长平之战时,秦国用白起当将军,赵国用赵括替换了廉颇。昭襄王怕白起兵力不够,亲自去河内郡征兵,给所有应征的人升一级爵位,最后硬是把 40 万赵军坑杀了。这一战后,赵国再也没恢复过来。
可你知道吗?昭襄王也犯过错,比如晚年杀了白起,但他从没动过新法。不管是用范雎,还是后来用吕不韦,他认准的始终是 “强秦” 这一个目标,从没跑偏。
如果你是惠文王,刚即位就面对贵族的压力,会选择 “废法保贵族” 还是 “保法杀商鞅”?很多国君会选前者,可秦国的国君,选了后者。这种 “不跑偏” 的传承,才是六世余烈的关键。
【没出 “昏君” 的秘密:秦国的 “选人逻辑”】
很多人说,秦国运气好,六代都没出昏君。可真的是运气吗?
看看秦国的 “选人逻辑”,你就懂了。
第一,不执着于 “嫡长子继承制”。六国大多是 “立嫡不立长,立长不立贤”,比如楚国的楚怀王,就是因为是嫡子,就算能力不行也能继位。但秦国不一样,秦孝公不是嫡长子,昭襄王也不是,他们能上位,靠的是 “能者居之”。
第二,重用 “外人”。你可能不知道,秦国六世的重臣里,70% 以上是外国人:商鞅是卫国人,张仪是魏国人,范雎是魏国人,吕不韦是卫国人,李斯是楚国人。秦国不看你出身在哪,只看你能不能做事。
范雎刚到秦国时,没钱没背景,只能靠给昭襄王写信求见。他在信里说:“秦国虽强,却像个没头的老虎,不知道该往哪咬。” 昭襄王看完,立刻让人找他,两人在宫殿里聊了一整天,昭襄王直接拜他为相。这要是在齐国或赵国,一个魏国人想当相,根本不可能 —— 齐国重用田氏宗室,赵国只信赵氏子弟。
还有军功爵制。在秦国,不管你是贵族还是平民,只要能打仗立功,就能升爵位、分土地。睡虎地秦简里,有个叫 “喜” 的普通士兵,就是靠立军功从最低的 “公士” 升到了 “上造”,家里还分了百亩田。这种 “靠本事吃饭” 的制度,让秦国的士兵打仗时都像拼命一样,六国的士兵根本打不过。
反观赵国,赵括是名将赵奢的儿子,没打过一场仗,就因为出身好,就能当统帅;楚国的贵族,就算没本事,也能坐着高官的位置。这样一对比,秦国没出昏君,真的不是运气。
【六世余烈:不是偶然,是代代 “接力”】
嬴政统一六国后,有人说他 “摘了六代人的果子”。
可没人想过,这棵 “果子树”,是秦孝公亲手种的,惠文王浇了水,武王(虽然在位短,但也拓了疆域)施了肥,昭襄王修剪了枝丫,孝文王、庄襄王守着树不让人砍,最后嬴政才摘到了果子。
这六代人,每一代都有自己的任务:秦孝公 “破局”,惠文王 “守业”,昭襄王 “扩张”,没有一代因为个人喜好丢了根本,没有一代因为短期利益走了弯路。
就像一场接力赛,第一棒秦孝公跑对了方向,后面的人不管遇到什么阻碍,都没偏离赛道。这不是偶然,是每一代国君的清醒,是秦国制度的支撑,是无数像商鞅、白起、范雎这样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没有哪个国家的强大是靠偶然的运气。汉朝能延续 400 年,是因为刘邦、刘恒、刘彻代代坚守 “休养生息” 到 “开疆拓土”;唐朝能成为盛世,是因为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没丢 “纳谏”“重贤” 的根本。
秦国的六世余烈,从来不是运气。它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强大,从来不是一代之功,而是代代相传的坚守与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