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书的光影里，诸葛亮一直被描绘成一个熠熠生辉的历史人物。他以少而弱的刘备为依托，凭借过人的智谋与外交手腕，促成了与孙权的联盟，助力曹操在荆州一带吃亏，从而让蜀地的疆域得到可观增长。随后他又以实际行动将蜀地奠定为立国根基的一席之地，多少实现了“隆中对”的初步前提，尽管后来这一谋略的全面落实并未如愿。刘备逝世之后，诸葛亮更是尽职尽责地辅佐刘禅，使蜀汉的政事运作井然有序，连在繁重治理之余，还能抽身出手抵御司马懿的攻势。北伐之路最终因国力悬殊而未能奏效，诸葛亮因长期劳累而病倒，在五丈原英魂安息，留下了“鞠躬尽瘁”的史诗式结局。

然而人无完人，诸葛亮的某些做法也引来后世的批评。历史学界常以借鉴与警示的眼光看待他，苏洵、苏轼、苏辙三人对他的评价各有侧重点，彼此之间既有共识也存在分歧。本文试着梳理他们的论点，以便读者更全面地理解历史的复杂性。

苏洵的观点从宏观战略出发，强调目标选择的关键性。他认为把曹魏设为首要对手本身就带有重大层级的问题。以管仲的智慧来类比，“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也就是说，面对强大对手时，宜先攻其弱点、从易取难，逐步化解威胁。历史上他举秦国对待六国的策略、以及刘邦对项羽的忌惮，都显示了先去打对手中较弱的一方，再伺机强攻的思路。于是，诸葛亮一开始就把曹魏列为麻烦和难题，似乎就把自己置于一个不易取胜的境地，成功的难度因此被放大。

苏洵的宏观分析之外，苏轼更多地从道义和治理的符号层面提出质疑。他指出，周朝以仁义开国并以仁义治理，秦朝则以暴力兴邦并以暴力治理，汉朝则在暴力与仁义之间寻求平衡。到了诸葛亮这里，这种仁义与武力的混合运用，导致了旗帜与行动之间的错位。诸葛亮在“仁义之师”的口号下，执行的并非全然仁义无私的策略，乃是在某些军事行动中采用诈力，像袭击刘琮、夺取刘璋地盘等举动，与他所树立的仁义形象形成矛盾。这种“表里不一”的状态，使他难以在道义与军事成就之间建立完整的正当性，因而被质疑为难以稳固的治理路径。

至于苏辙，他更多地从个人能力的角度来评判。他承认诸葛亮在政治才能与治理能力方面极具造诣，能够选贤任能、整顿内政、安抚民心，这一层面无疑是出色的。然而当谈及军事对抗的大局时，苏辙认为诸葛亮显得力所不及，甚至有些“强人所难”的味道。历史记载中的多次北伐，显示出他在军事策略、战局应变方面的局限性。就如《三国志》中的评价所言，诸葛亮擅长应变和谋略，却并非天性适合指挥大规模的军事作战。

尽管三位父子的意见各有道理，也不能简单否定对错。北宋时期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先弱后强的策略并非必然成功的通道；汉朝的治理也并非止于仁义，而是仁义与权谋并存、相互制约的复杂过程。至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难以一言以蔽之。总体来看，对他的评价应当兼容并蓄，既肯定他的政治远见、治理才干与忠诚，也要清醒地承认其在军事实践中的局限与不足。

参考文献并列：三国志、汉书、齐东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