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9月9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吴黎明

在英国曼彻斯特人民历史博物馆的地下档案室里，一本纸张泛黄发黑的历史档案静静地躺在桌上——大约50多页，封面用模糊的红字写着《东江纵队与盟军》，纸边已经脆化脱落，用有些生锈的别针夹着。这本关于中外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档案，在英国博物馆里沉寂了近80年，在九三阅兵前夕终于与来自东方的我们隔代相逢。

这是8月21日在位于英国曼彻斯特的人民历史博物馆拍摄的由曾参加东江纵队的新华社伦敦分社首任社长黄作梅主笔编撰的 《东江纵队与盟军》。除署名外组图均由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吴黎明摄

当我小心翼翼地翻开这本似乎一碰即碎的档案册，黄作梅的英文名“Raymond Wong”一再映入眼帘时，内心涌起一种“终于找到了你”的激动。

这是8月21日在位于英国曼彻斯特的人民历史博物馆拍摄的由曾参加东江纵队的新华社伦敦分社首任社长黄作梅主笔编撰东江纵队援救盟军人员的档案资料。

黄作梅，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来说十分陌生。黄作梅1916年出生于香港，作为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国际工作小组组长，因在营救80多名盟军战俘、情报互通等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于1947年被英王乔治六世授勋，并借此机会在伦敦创立了新华社伦敦分社。令人扼腕的是，这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年仅39岁就牺牲在飞往万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上——飞机被国民党特务安放的炸弹炸毁。

过去几个月里我们一直在英国寻找黄作梅的足迹。

我们曾前往伦敦弗利特街——当年新华社伦敦分社的创立地。这条位于圣保罗大教堂与皇家司法部之间的街道，当年曾报馆云集，路透社、报联社等英国媒体巨头汇聚于此。如今，随着英国媒体产业的衰落，这里已变成餐馆和咖啡馆的聚集地。站在古色古香的132号楼前，遥想70多年前，黄作梅身着西装在这条街道奔走的情景。那时的中国战火纷飞、一穷二白，而今的中国早已蒸蒸日上，换了人间。

寻找黄作梅足迹的关键之一，是找到刊载其授勋事迹的《伦敦宪报》。通过检索黄作梅的英文名“Raymond Wong”，我们在1947年6月27日的第三增刊中，发现他与20余位荣获大英帝国勋章者并列。公报称他作为“香港九龙一名学生”，因“在1945年9月前对驻东南亚盟军的杰出贡献”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

这是《伦敦宪报》登载的关于新华社伦敦分社首任社长黄作梅因抗日战争时期参与营救参与营救盟军人员被英王乔治六世授勋的报道。（PDF版截图）（注：黄作梅英文名为Raymond Wong，位于此页左下角）

然而，尽管我们找到《伦敦宪报》版面的电子版，但寻找纸质原件的过程却一波三折。《伦敦宪报》回复称其资料已全部数字化，不再保留纸质副本。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数据库中也未能找到相关记录。就在我们几乎要放弃之际，意外发现英国国家档案馆外馆藏品系统中有一份归档于“个人杂项文件”下的条目，检索关键词“Raymond Wong”赫然在列。

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我们于8月下旬驱车4个多小时赶往曼彻斯特人民历史博物馆。这个位于河边的4层小楼博物馆名气不大，初到时我们甚至有些失望。上午10时许，我们按照指引来到地下一层档案室。馆员公事公办地翻阅预约本，很快拿出准备好的档案材料。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张《伦敦宪报》，而是一本尘封近80年的珍贵历史档案——《东江纵队与盟军》，真是喜出望外。

8月21日，在位于英国曼彻斯特的人民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拿出由曾参加东江纵队的新华社伦敦分社首任社长黄作梅主笔编撰的 《东江纵队与盟军》。

博物馆馆员解释说，这些档案是上世纪90年代英国共产党解散后存入该馆的。自2011年以来，仅两三人曾预约查阅这本册子。事后我们到这个博物馆里转了一圈才发现，这是一个属于左翼阵营的博物馆，史料集中于工会力量在英国的演进与发展历程。

这份档案内容之全令人惊叹。它详细记录了中共领导下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如何与盟军协作，包括营救被俘盟军人员、开展武装斗争、秘密传递情报等。档案中有官方记录、感谢信和回忆文章，一些内容至今读来依然让人心潮澎湃。

8月21日，在位于英国曼彻斯特的人民历史博物馆，吴黎明在拍摄由黄作梅主笔编撰的 《东江纵队与盟军》。新华社记者郑博非摄

比如，档案记载了1944年3月，美军第3混合飞行大队的唐纳德·克尔在香港上空被日机击中后跳伞逃生，被两名东江纵队的女游击队员发现并救起的事迹，还附有克尔的亲笔感谢信。

一位名叫富兰克林的战俘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仍清晰记得那一天：一名美国飞行员在战斗中被日军击落后，从高空跳伞……我们深知日本人的残暴，本能地为他祈祷。然而，当那个白色身影消失在山岭另一侧时，我们完全没想到——迎接他的并不是敌人，而是朋友。”

档案还显示，东江纵队与盟军方面开展了情报合作，并得到华盛顿方面的高度赞扬。时任美军第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在电报中称：“若无东江纵队的全力协助，这场战争的结局恐难以实现。”

黄作梅本人撰写的长文，详细回顾了东江纵队与盟军的多方面合作。据他回忆，1942年东江纵队与英方正式达成合作协议，仅营救盟军人员就有80余人。

“亲爱的黄先生：我没有足够的中文水平来完整表达我和我的战友们对你们工作的感激之情，但我仍要尽力说几句。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和你的同志们给予我们的帮助。我不仅感谢你们为我个人所做的一切，更对你们在中国抗击日本侵略、消除其影响的真诚努力致以崇高敬意。”美国海军预备役中尉马修·J·柯宾在给黄作梅的信中写道。

找到这个历史档案，我想最关切的恐怕就是黄作梅的后人了。我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辗转找到黄作梅之子黄伟建老先生。当得知我们发现这些历史资料，他很是惊喜、激动。他在电话里说，多年来他一直寻访父亲的足迹与文字，从来不知，更没有看到过他父亲亲手完成并留在人间的作品原件，如今终于得偿所愿。

黄作梅一家三口合影，婴儿为幼年黄伟建。新华社资料片

之后一段时间里，黄伟建先生几乎天天都跟我们微信联系，通报我们的发现在其亲友群、东江纵队后人群、东江纵队研究群里的反响情况。

黄作梅的儿子黄伟建。新华社记者李钢摄

除了报道之外，我们还思考如何让这份珍贵史料在国内得到更好保存和传播。在曼彻斯特人民历史博物馆，我们当即要求扫描影印版。馆员有些为难，表示档案很厚且纸张脆弱，需要预约。办理相关手续一周后，我们通过邮件收到了影印版。与手机拍摄的版本相比，影印版字迹更为清晰。我们第一时间将资料分享给黄伟建先生和新华社社史馆。我们也跟国内其他一些相关纪念馆、博物馆联络，让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有更多的落脚地，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中英关系正在回暖，我们期待黄作梅与东江纵队营救盟军人员的故事，能够成为推动中英友好的佳话，被更多人知晓。

这是8月21日在英国曼彻斯特拍摄的人民历史博物馆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