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是两大商派毁了明朝？此二人应为明灭亡的罪人
纵观明朝历史，一个强大的汉帝国被北方崛起的游牧民族所取代，多少让人有些惋惜。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研究明朝灭亡的原因，但大多将其归结为后期历代皇帝的荒淫无道。统治都的腐败固然可以认为是主因，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客观。而明朝根基的毁坏，实在是不全在朱明诸皇，从历史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防军事的长期废弛；二是后金崛起的原因。而这两个原因，都与历史上最为强势的两大商派——晋商和徽商有关，其中还牵扯到了两位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官。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晋商和徽商无疑是两个最大、最有名的商人派系。这两个商派在明清时期影响力巨大，他们经商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素有“南徽北晋”之称。嘉靖朝首辅严嵩的儿子严世藩曾与友人纵论天下富豪，评出十七家最有钱的，而其中除了“山西三姓，徽州二姓”，剩下的全是帝戚勋贵，可见徽商晋商的财力。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明朝与北元势力基本上是沿长城防线长期处于对峙状态。元朝的残余势力逃到草原，联合漠北宗王时刻图谋着铁蹄南下，所以，那时明朝的边境局面仍然是非常紧张的。在这种形势下，明朝在长城沿线由东往西设立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个军事重镇，右角称之为“九边”。而在九边部署了近八十多万军队，承担起几乎全部国防任务。
常言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此庞大的军队，钱粮的供给和转动就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饷银还好说，可要把粮草从内地长途转运到边塞，却是一件非常麻烦之事，同样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还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而且大多数粮食都消耗在路途上。按《大明会典.卷二十八》记载，明初九边每年需要粮食270多万石，要保障这两百多万石粮草的供给，对于大明廷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当然，朱洪武是要考虑这个问题，而诸大臣也都在动脑筋。洪武三年（1371年），山西行省给朱无璋上了一首折子，在凑折中说道：“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运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人米一石、太原仓人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
什么意思呢？就是建议发动商人自己购粮，把粮食运输到边关，交接后可以领取一定量的盐引，再拿着盐引到产盐地兑换为盐来销售。而盐属于生活必需品，是稳赚不赔的暴利行业，历朝历代都是国家专营。如今能够通过纳粮获取盐的特卖权，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有实力的商人纷纷参与其中，尤其是晋商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朱元璋经过权衡同意了这个做法，史称为“开中法”。
“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明史.食货志》
“开中法”首先在大同施行，因此山西的商人们占据了天然的地理优势，他们开始是购买粮食送到边境，后来干脆直接在边境招募流民，开垦土地，自己种植粮食来换取盐引，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商屯”的由来。
“开中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了为明朝带了相当时期的稳定。一是就地屯垦，免去了军粮长途转运的麻烦；二是可以收纳由于战乱而产生的流民，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三是能够让驻军就地受利，消除了滋扰地方的隐患，而且可以保障充足的粮草供给，保障了边境安全。可以说在当时的形势下，开中法无疑是比较先进的制度。
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开中法”让晋商大发其财，却侵犯了徽商们的利益。明清时期两淮产盐，而徽商们有实力的都是在做盐生意。但“开中法”的实施却让大量的晋商控制了盐引，无疑是断了徽商们的财路，他们又怎么能够很安分地坐看别人发财呢？而徽商要仿效晋商进行“商屯”或转动粮草获得盐引，由于地域关系，非常地不现实。
弘治五年(1492年)，时任户部尚书叶淇更易盐法，他把“开中法”规定的“纳粮运边”改成“纳银运司”。原来想获取盐引，只要把粮食输送到边镇即可，而现在直接向在扬州等地的盐运司交纳银两，就可以换成盐引，然后再由国家拿这笔钱采购粮食，转动到边镇。
叶淇是淮安籍人，由于乡土人情，长期受盐商们惠顾，也不乏收受贿赂。所以，他的变法主要惠及的是徽商，因为扬州离徽州近而离山西远，从此徽州商人免去千里转运之忧，直接用银钱便可以购买盐引。这对于山西商人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
叶淇变法对整个明朝的稳定和后来的灭亡，埋下了无穷的后患。自从改为纳银运司后，边境商屯纷纷荒废，边商或南下或转行，造成边镇物价飞涨，边军苦不堪言，极大地削弱了九边军队的战力，而朝廷了不得不从其它地区运粮输边，一切又回到开中法实施以前。而且边军也时有劫掠现象发生，后金时期盟军劫掠满族部落，大致也与些有关。
商人还是要做生意的。而些的晋商们便将目标对准了边贸，当时最赚钱的行当，无疑是跟蒙古人做生意，但明朝与蒙古长期对峙隔阂，互市也是经常一关就是几十年，这一切都需要个契机。
隆庆四年（1570年），蒙古俺答汗之孙把那汉吉不满祖父抢其未婚妻，投降明朝。在交涉这一事件中，宣大总督王崇古提出了“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的和议政策，王崇古的提议得到了内阁大臣高拱、张居正、张四维等人的赞同，而王崇古与张四维是舅甥关系，两家皆是晋商大贾，他之所以要这样做，其实也是为了照顾晋商的利益。
王崇古的父亲王瑶，伯父王观，兄长王崇义都是大商人，出自蒲州王家。而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弟弟张四教也是大商人，出自蒲州张家。促成与俺答和议，与其说符合国家的利益，不如说是更符合自己家及晋商群体的利益。
自此之后，张家口逐渐成为最大的边贸市场，而在此地的商人里最大的八家，为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这八大家不仅与蒙古人做生意，万历末年辽东女真人兴起后，他们逐渐把贸易重心转向与女真。在明末清初的对峙中，他们视禁令于无物，由塞外向辽东走私盐铁粮布，换取后金入关劫掠来的赃物。满清入关后，顺治帝专门召见了这八大商人，投桃报李封他们为“皇商”，史称清初“八大皇商”。
“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后，承召人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馔。”——《万全县志》
据上而论，明朝的灭亡委实与晋商与徽商有很大的关系。徽商毁了明朝的军事根基，而晋商却无意间资助了满清。至于叶淇、王崇古二人，则以派系之争、以一已之利，不考虑边境的安全，支援了明朝的根基，实为明朝千古之罪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