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叶，瑞典著名植物学家卡尔·林奈在生物分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位被誉为分类学之父的学者在其划时代著作《自然系统》中，不仅对动植物进行了系统分类，还将人类纳入了他的分类体系。令人深思的是，林奈在描述亚洲人种时，特意选用了拉丁语luridus一词来标注其肤色特征。这个在当时欧洲语境中带有明显贬义的词汇，暗含着病态蜡黄、不健康等负面联想，为后来的种族偏见埋下了伏笔。 [图片1] 林奈的这套分类体系很快在欧洲学术界广泛传播，逐渐演变成一套完整的种族等级理论。在这套理论框架下，欧洲白人被置于金字塔顶端，而其他种族则被刻意贬低。这种带有明显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理论，如同一种思想病毒，在西方社会代代相传，深刻影响了数百年间西方人对东方文明的认知与态度。 回溯历史，欧洲与亚洲的早期接触其实充满浪漫想象。13世纪马可·波罗笔下的东方游记，将中国描绘成遍地黄金的富庶国度，激发了无数欧洲人的向往。然而到18世纪，随着清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欧洲商船只能在广州等少数港口艰难开展贸易，这种受阻的贸易往来逐渐消磨了欧洲人的耐心。林奈的科学分类恰逢其时地为这种挫败感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得种族歧视披上了看似合理的外衣。

时间推进到20世纪中叶，世界格局发生剧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大多数西方国家持观望甚至敌对态度。然而北欧国家瑞典却出人意料地在1950年1月14日率先承认新中国，并于同年5月9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一突破性举动在当时冷战背景下显得尤为瞩目。据瑞典外交部档案记载，时任瑞典外交大臣厄斯顿·恩登亲自签署了致周恩来总理的建交电报，开启了两国关系新篇章。

建交后的数十年间，瑞典成为中国在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爱立信、沃尔沃等瑞典工业巨头率先进入中国市场，不仅带来先进的生产设备，更传授了宝贵的管理经验。1957年，两国签署首个政府间贸易协定，瑞典向中国出口精密机械设备，中国则向瑞典输出茶叶、丝绸等传统商品，这种互补性贸易模式持续了数十年。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为瑞典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1998年，宜家在上海开设首家中国分店；2007年，快时尚品牌H&M进驻北京王府井。这些瑞典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成功，为其全球业务提供了强劲增长动力。2010年吉利集团收购沃尔沃汽车一案虽在瑞典国内引发争议，但双边贸易额仍保持快速增长，到2020年已突破200亿欧元大关。

然而在这看似互利共赢的表象下，源自林奈时代的文化优越感始终若隐若现。随着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部分瑞典人开始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这种心理落差在多个领域都有所表现：当华为在5G技术上超越爱立信时，瑞典政府在2020年以安全风险为由将其排除在5G建设之外；当吉利控股的沃尔沃将生产重心转向中国时，瑞典工会组织多次抗议就业机会流失。

经济领域的竞争压力逐渐转化为社会情绪。2021年H&M因新疆棉声明在中国遭遇抵制后，瑞典媒体将中国消费者的正当维权行为曲解为政治报复。2023年瑞典议会通过的外商投资审查法案，明显针对中国企业的正常商业活动。这些事例反映出，当中国从学生转变为竞争者时，部分瑞典人难以保持理性客观的态度。

深入分析这种心态转变，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的多重因素：一方面，瑞典引以为豪的高福利社会模式正面临挑战，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客观上挤压了瑞典传统工业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瑞典国内的社会问题，如移民激增带来的社会福利压力，也促使部分政客将中国作为转移矛盾的靶子。2022年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瑞典民众对华负面看法飙升至80%以上，这种情绪显然已超出正常范畴。

在国际政治层面，瑞典于2024年3月7日正式加入北约的决定，进一步加剧了其对华政策的对抗性。配合美国对华科技封锁，瑞典先后出台多项针对中国企业的限制措施，包括禁止政府设备使用TikTok、关闭境内所有孔子学院等。这些举动已明显超出正常国家交往的范畴，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文化领域的摩擦同样值得关注。2018年瑞典电视台播出辱华节目事件，以及后续拒绝道歉的态度，暴露出部分瑞典媒体人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这些事件经过社交媒体放大，进一步固化了瑞典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 [图片10] 纵观近三百年的中瑞关系史，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复杂的历史图景：从林奈时代的种族分类，到当代的经济竞争；从早期的贸易伙伴，到现在的战略对手。这种转变既反映了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也折射出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在面对新兴大国崛起时的焦虑与不适。对中国而言，保持战略定力，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才是应对这些挑战的最佳选择。历史终将证明，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国际关系，才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相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