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翰作为金朝开国初期最具权势的军事统帅，其势力之盛甚至令金太宗都不得不退避三舍。据史料记载，这位桀骜不驯的将领曾公然对金太宗施以杖责之刑，其嚣张程度可见一斑。在权势巅峰时期，即便是金太祖所有子嗣联合起来，也难以与之匹敌。然而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最终却因以相位易兵权的政治失误而走向衰落。后世史家在分析其败因时特别指出，以宗翰的政治智慧，绝非不明白兵权的重要性——毕竟在金朝这个靠武力征服起家的王朝里，将领们的财富积累完全依赖于军队的劫掠行动，无论是掳掠人口、搜刮钱财还是强占土地，都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他之所以会犯下如此致命的错误，实则是受到了金朝特殊政治传统的误导。

值得注意的是，在金朝的政治体系中，宰相与兵权向来是密不可分的。翻阅金朝百余年的历史，宰相同时执掌兵权乃是常态，唯独宗翰与其心腹完颜希尹成为这一制度的牺牲品。这种军政合一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宗翰的父亲撒改就曾同时担任国相和军事统帅，这种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的双重身份，正是金朝权贵的标准配置。国论勃极烈这一源自部落时代的职位（即早期的国相），其本意就是统御各部之首长，天然具备统筹民政与军事的双重职能。与后世宰相不同的是，国论勃极烈实行终身制，不存在任期限制或退休制度。即便在金朝改制实行三省制后，这一传统依然延续——与宗翰同朝为相的金太宗长子宗磐就始终掌握兵权，并在1135年蒙古叛乱时亲自领兵出征，以辉煌战绩展现了皇室子弟的军事才能。后来的宗弼（兀术）同样在入朝担任太师、执掌三省事务的同时，继续保留都元帅的军职。直到金朝晚期，由宰相统兵出征仍是普遍现象，尚书省节制枢密院更是成为定制。当时人甚至将宰相不愿领兵视为王朝衰败的征兆。

金朝初年各项制度尚未定型，职权划分尤为模糊。无论是都元帅还是国论勃极烈，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同时掌握兵权和地方治理权。宗翰与宗望等人就曾擅自划分中原地区的军事辖区和行政区域，将枢密院当作自己的下属机构来使用——宗望在燕山设立枢密院由刘彦宗主事，宗翰则在云中另立枢密院委派时立爱管理。为图省事，宗翰更将官员任免、考绩等重大人事权力下放给亲信高庆裔，由其全权处理文武官员的升迁调任事宜，并授权他在山西等地推行严苛法令治理百姓。

这种军政不分的现象源于金朝早期的部落传统。作为部落首领的国论勃极烈，平时管理部众民事，战时则自然成为统率由部民组成的军队的将领。同样，金朝的军官也可以随时转换为地方官员，两者之间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万户对应都总管，千户对应节度使，百夫长则可出任刺史，这种官爵兑换制度有着公开的换算标准。反之，地方官员也能转型为世袭军事贵族，如辽代的东京留守高桢归顺金朝后，就被改编为猛安谋克军事组织的首领。这种独特的军政转换机制，正是理解宗翰政治失误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