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水兵

《碧霄一鹤——刘禹锡传》

一

一碗水放在那里不动，它自然就是平的——你非要端起来，那就需要端得四平八稳，小心翼翼，稍一疏忽，就会把水洒了，这就是平则稳，动则流的真理；要么你得有超人的魔力，无形之中，把控一切。

诗人、教授、长篇历史小说作家程韬光属于后者。

唐宋诗词，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巅峰。像范仲淹描写烟波浩渺的八百里洞庭湖一样“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而为大唐诗人作传、评诗论诗的著作，自唐以降，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时隔千年后的一个晚辈后生，在现代化科技化智能化的滚滚红尘中，却敢宵衣旰食，披沙拣金，以现代人之视野、眼光、胆识，穿越时空，以人性之光辉，心灵之相契，为他们作传，接连推出洋洋四部巨著，何也？

五月，天上像有十个太阳，照得大地一片金黄。这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劳动者狂欢的节日，我却颈椎腰椎病犯起，蜷在床上不能行走。

移床临窗，五月的阳光斜照着，我的颈椎与腰椎仿佛被钉入盛唐的青铜钉，每一次翻身都听见骨骼深处传来历史的回响。床头四卷本的大唐诗人传记，在光晕中展开金戈铁马的幻象——李白的剑气刺穿纱帘，杜甫的秋兴漫过窗棂，白居易的琵琶声入耳如风，刘禹锡的玄都观桃花灼灼如血。此刻，程韬光的文字化作一剂汤药，让困于方寸之躯的灵魂，得以乘鹤直上碧霄。

这位来自中原南部的邓州籍作家，用现代笔法为诗人们煮诗画像。当现代社会无数人沉溺于手机碎片化阅读时，他执拗地以长篇历史小说的形制，将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从岑寂的古代文学史中释放，让他们重新在纸上饮酒、行吟、痛哭、长啸。这不是简单的历史复写，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作者手指划过，分明能听见盛唐的车马与当代的键盘在字里行间啪啪作响。

诗人一辈子一定要写上几首大诗，作家一辈子要有几篇有意思的作品，以上帝的视角，俯视大地、苍生和自己，思索历史、现状和未来。以真诚的心面对现实，文字中禁止作恶，哪怕平庸的恶，也不行！

评人评书，亦应如是。

韬光是我的老乡，古邓国人。古邓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诸侯国。“邓”发轫于“夸父追日”死后所化“邓林”之“邓”。它是楚的母舅国，外甥楚文王借道伐申，归来途中，顺手灭了舅国邓，重又上演了“假途灭虢”的故事，可见邓国的善良与大度。

邓国变为楚国领地，自有楚人飘逸的性格，浪漫而绮丽，韬光是“邓大国”的后人，自有楚风遗韵；北宋时有开国宰相赵普和其后的副宰范仲淹在这里知州，一派大家之情怀。

韬光早年写诗，是诗人，但他喜爱唐诗，崇拜仰慕唐朝的诗人，就选了唐朝不同时期四个有代表性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为他们作传，以此解读他的人生爱恋，就有了这四部：《太白醉剑》《诗圣杜甫》《长安居易》《碧霄一鹤——刘禹锡传》。作品一出，震撼了文坛，震撼了历史小说界，自此对唐朝诗人和诗歌又掀起了一个不小的探寻热潮。韬光也成了研究唐诗和唐朝诗人的专家，游走高校文坛、讲坛，讲课几百场，粉丝数百万，从而成为解读唐诗和大诗人成长过程的“新导游”，被喻为“让唐诗重新飞翔的人”。同时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路经，由郑州市文联、作协的一个工作人员转而成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授、校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诗圣杜甫》

二

长安城，总让人想起李白笔下“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盛唐意象。在这个被历史浸透的意象里，程韬光像一匹从汉唐古道驰来的青铜马，携着中原腹地的楚风汉韵，叩响当代文坛的城门。这位以诗性笔触复活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的作家，用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构建起一座精神灯塔——当现代人在钢筋森林里迷失时，这座灯塔正以唐诗的平仄为经纬，重新校准着文明的方向。

邓州古城墙下的黄土，沉淀着三千年的文明密码。当程韬光站在穰城遗址上，脚下是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史，远处是范仲淹知邓州时建下的花洲书院。这座被《诗经》浸润的土地，将两种文化基因注入他的血脉：楚人的浪漫绮丽与宋儒的忧患意识，在《太白醉剑》中化作剑气纵横的狂草，在《诗圣杜甫》里凝成沉郁顿挫的碑刻。在《碧霄一鹤》中，刘禹锡被贬朗州时的《竹枝词》创作，被程韬光演绎成一场人与自然的“通灵”仪式。刺史府衙的烛火与沅江渔火交相辉映，刺史与渔夫在月光下对饮，这种超越阶层等级的生命共情，正是屈子“哀民生之多艰”的时代回响。而当写到白居易《观刈麦》时，他又化身为新乐府运动的书记官，用小说家的显微镜观察唐代农人掌心的茧纹。

这种双重视域的融合，让他的历史小说呈现出独特的价值取向。在《长安居易》中，大雁塔的阴影不仅是佛教东传的见证，更折射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程韬光如考古学家般剥离着历史的地层：表层是“慈恩塔下题名处”的进士风流，深层是“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民生疾苦，而在更幽微处，藏着当代文人面对浮名与赤忱的永恒叩问。

在《太白醉剑》中，他解构了“诗仙”的神话面具。当李白在终南山炼丹炉前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时，程韬光注意到道童手中扇火的蒲扇已烧焦边缘——这个细节泄露了求仙问道背后的生存焦虑。而在《诗圣杜甫》里，“朱门酒肉臭”的名句诞生场景，被还原成一场暴雨中的视觉震撼：权贵宅邸倾倒的馊肉与贫民窟的泥浆混流，形成长安城地下特有的血色眼泪。

韬光拒绝平庸之恶，用文学良知锻打塑造着时代的青铜力量。

他常说，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分子的担当，我们虽不能做些惊天巨事，但“写诗者当如铸剑，淬火时可见肝胆”，这种创作伦理也贯穿其四部曲始终。他笔下的杜甫在“三吏”“三别”创作期，总会梦到那些死去的征夫和无奈的冤魂。这种将文学视为生死契约的严肃性，恰是当代文坛珍贵的品质。

诗人杜甫“朱门酒肉臭”是带着血的控诉。韬光编织塑造人物时时常设计出超现实意象，实则是文学良知的图腾——真正的诗人必须承受语言的结石之痛。虽然写古人是跨时空对话，但文学的良知是见证苦难时的不可承受之重。

三

邓州城外的湍河，流淌着三千年的文明基因。这里曾是《诗经》里“南有乔木”的吟咏之地，是楚人“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求索起点，是花洲书院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道场。程韬光的笔锋，天然携带着这方水土的符号密码：楚辞的巫风绮丽与宋儒的忧患意识，如同水墨画的浓淡相生，在其作品中碰撞出惊人的张力。

在《太白醉剑》开篇，他让李白在云梦泽畔遇见少年屈原的“幽灵”。两个楚地狂人隔空对饮，屈子的香草佩剑与李白的金樽清酒交相辉映，月光下楚辞的九歌节奏与新诗的散句自由完美共振。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恰似邓州古城墙上斑驳的夯土层——楚人的浪漫血性与中原的浑厚气脉，在程韬光的叙事中熔铸成独特的文化特质。而当笔触转向杜甫，他又化身考古学家，用小说的洛阳铲深挖“诗圣”的士儒基因。《诗圣杜甫》中那个在秋风中紧护茅屋的身影，分明与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剪影重叠。程韬光在此揭示了一个惊人发现：盛唐诗人的精神图谱里，早已埋藏着承接千载的忧国忧民情怀。

写作也同酿造好酒一样——以史实为原料，用诗性做酒曲，在时间的窖池中长久陈酿。他的四部曲没有廉价的历史戏说，也不做学术考据的奴隶，而是让想象力在史实的框架内纵情舞蹈，在限制中迸发惊人的艺术想象和自由。

此刻，床上的我突然顿悟：程韬光的四部曲，本质上是一场持续的精神突围。从《太白醉剑》的个性解放到《诗圣杜甫》的悲悯担当，从《长安居易》的世俗洞察到《碧霄一鹤》的超然豁达，恰似刘禹锡笔下那只穿越风暴的仙鹤，在历史的碧霄上划出一道亮丽的彩虹。我僵痛的脊椎此刻也仿佛长出鹤的羽翼——想飞。也让我顿悟：真正的飞翔，从来不是挣脱地心引力，而是学会在重力中起舞——当我们无法改变肉身的困境时，至少可以让精神乘着文字的翅膀，冲向九万里的碧霄天空。

韬光的文字，像黄河之水天上来，像大江东去浪花涌。韬光的长篇历史人物传记，也和书中的诗人一样，熠熠生辉，星光无垠。

[作者介绍：南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本文原载于《中原文学》2025年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