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晚年的执政表现虽称不上昏庸无道，但也确实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根据《新唐书·太宗本纪》的记载，史官们对其晚年作为的评价颇为中肯：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这段评语明确指出，唐太宗在晚年时期过分溺爱诸子、大兴佛寺、追求虚名以及频繁对外用兵等行为，都只能算是中等资质君主常见的执政特点。

在古代的君主评价体系中，帝王被划分为上材、中材、下材三个等级。上材君主如尧舜禹汤、秦皇汉武等，都是开创盛世的明君典范；中材君主则包括汉高祖、汉景帝等开国或守成之君，其执政表现时好时坏；下材君主则多为昏庸残暴或年幼无知的亡国之君。按照这个标准，《新唐书》将唐太宗归入中材之列，这一评价确实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毕竟在世人眼中，李世民向来被视为千古明君的楷模。

《新唐书》的这一评价并非刻意贬低唐太宗，而是基于儒家政治理念做出的客观评判。该书由宋代史学家欧阳修等人编撰，其编纂宗旨就是要以儒家标准重新审视历史，总结唐朝兴衰的经验教训。编者们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唐太宗晚年执政提出了批评：

首先，在继承人问题上，唐太宗表现出明显的偏私之爱。他虽早立李承乾为太子，却长期将魏王李泰、晋王李治等皇子留在京城，甚至公开称赞吴王李恪类己。这种态度直接导致了激烈的储位之争：魏王李泰在父皇的纵容下广纳门客，编撰《括地志》以博取欢心，其待遇竟与太子无异；而太子李承乾则因感到地位不保，最终铤而走险发动政变。这场夺嫡风波以太子被废、重臣伏诛告终，给朝政带来了严重的内耗。历史上秦始皇、袁绍等人废长立幼引发的惨痛教训，唐太宗似乎并未充分汲取。

其次，在宗教政策方面，唐太宗为给长孙皇后祈福而大兴佛寺。这些工程不仅占用了大量民田，还加重了百姓的劳役负担，与建国初期推行的轻徭薄赋政策背道而驰。虽然修建佛寺体现了帝后的伉俪情深，但这种耗费民力的做法显然有违儒家仁政的理念。

再次，在外交事务上，唐太宗表现出明显的好大喜功倾向。他欣然接受天可汗的尊号，热衷于接待四方来使。但史书记载的千里送鹅毛典故恰恰反映了这种外交活动的虚浮本质：番邦进贡的不过是些微薄之物，而唐朝回赠的却是价值连城的厚礼，还要承担使团沿途的全部开销。这种不计成本的外交排场，与隋炀帝万国来朝的奢靡作风颇有相似之处，对战后尚未恢复元气的国家财政造成了不小压力。

最后，在军事决策方面，晚年的唐太宗执意亲征高句丽。虽然取得了部分战果，但终究未能达成战略目标。作为曾经战功赫赫的军事统帅，唐太宗的亲征确实提振了士气，但从儒家政治伦理来看，君主远离都城、亲临险境实非明智之举。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导致亡国的前车之鉴犹在眼前，唐太宗此举无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儒家理想中的明君应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稳居中枢而垂拱治天下。唐太宗晚年这些好大喜功、动摇国本的行为，确实与儒家政治理想存在一定距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与历史上那些真正的昏庸之主相比，唐太宗的这些过失尚在可控范围之内，这也是《新唐书》将其评为中材而非下材的重要原因。总体而言，这一评价既肯定了唐太宗的历史功绩，也客观指出了其执政后期的不足之处，为我们全面认识这位千古一帝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