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变局》节选（21）

主笔：朱晖（闲乐生）

公元前638年11月1日，在料峭的寒风之中，春秋时期最愚蠢、最可笑，也最悲壮、最感人的一场战役——泓水之战爆发了。

由于人数较少的宋军已经提前占据了战场，楚军只能冒险渡河进攻。

我们知道，春秋时代的主要战争形式是车战。以战车作战有两大要素，非常之关键。

首先就是地形。春秋时候的战车驾驶起来非常麻烦。不仅车体长、横面宽、轮子大、底盘高，而且还得用缰绳同时驾驭四匹桀骜的骏马，这可不像我们现在参加一两个月驾驶班就能速成的，那得从小就开始训练，以为先秦时贵族的必修课。所以，即使最优秀的驭手也需要足够的平坦的地形，否则随时有可能整车倾覆。

其次就是阵形。由于战车笨重，驾驭困难，机动性太差，所以只能使用大排面横列方阵作战方式：两军对垒的战车都以横排前进，迎面对冲，敌我车辆俩俩交错，战车兵从车上立直了身子，趁着与敌车一错轴的时刻，拿戈往旁边车上的人脑袋上招呼，或者用矛去戳。正因为如此，所以前后排间隙要足够，这样才不会追尾；左右列的间隙也要足够，这样才能确保错车时两两夹击对方战车——就好比《尚书·牧誓》里面讲到武王伐纣，每行进个五六步，就要停下来整顿队形，并不单单是为了展示军队纪律，那是有实际用途的。

由此可见，春秋时车阵作战，谁占据了有利的地形，谁的阵形更稳固更整齐，谁就更有可能获胜。众所周知，渡河之时阵形紊乱，很容易被对方趁乱击溃，所以宋军大司马公孙固赶紧对宋襄公说：“敌众我寡，及其未济也，请击之。”提议半渡而击之，打他个首尾不能相顾。

但是这条妙计在毕生尊奉古军礼的宋襄公看来，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他摇了摇头说道：“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吾虽丧国之馀，寡人不忍行之也。须其出。”我前面已说过多次，在当时那样一个贵族时代，战争只是贵族之间的游戏，荣誉比胜利更重要，一个贵族，如果不是通过堂堂正正的战阵而打败敌人，那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身为春秋霸主，更加不能违反规则，否则何以服众？

更何况，宋国的国力确实远不如楚国，就算这次通过偷袭打败了楚军，也必定会遭到楚国更疯狂、更残忍的报复。所以，宋襄公的选择有其合理性，并不能简单斥为蠢猪。

事实上，在原始史料春秋三传之中，宋襄公的答词虽略有不同，但都很朴素庄重，尽显其君子之风。可在流传更广的明代《东周列国志》中，小说家冯梦龙给宋襄公编了另外一套说辞，说是宋襄公于战前在车上预竖了一面大旗，上绣“仁义”二字，待得此时便道：“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济而击之理？”

冯梦龙很有才，在他的笔下，宋襄公完全变成了一个舞台上的小丑，喜剧效果十足，一副无厘头的蠢货形象。从此在人们的印象中，泓水之战演变成了一出搞笑的闹剧，悲壮之感全无。

过了一会儿，楚军已完全渡过泓水，但是乱乱哄哄，正在整理队列，部署阵形，公孙固又劝宋襄公趁乱进攻，打他个立足未稳。

这依然是不被当时国际法所允许的，所以宋襄公还是摇了摇头道：“未可，吾闻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待其己陈。”

但在《东周列国志》中，宋襄公再次变化形象，从小丑变成了流氓，他竟朝公孙固的脸上吐了口口水，骂道：“咄！汝贪一击之利，不顾万世之仁义耶？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

冯梦龙又在恶搞了，宋襄公朝手下大将的脸上吐口水，举动好似街头无赖一般，这与他迂腐君子的形象岂非矛盾？

文字真是太神奇了，一个活的太认真以至较真的悲剧人物，也可以被塑造成一个极具喜感的拙劣小丑，历史就是这样被打扮的面目全非的。

正说话间，人多势众身经百战的楚军已经排好阵势，漫山遍野黑压压一片，好不吓人。

每一个宋国将士，包括宋襄公在内，脸上都露出了害怕的神色。眼前的楚军强大到令人战栗，在那样的大势之下，他们的结局早被注定为必被遗忘的失败者传奇，这种挫败感和悲剧命运足以让任何人失去斗志。然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做信念，或者叫做坚持，它能让人以全世界再无第二的斗心奔向失败……楚国人可以挺进中原，也可以征服华夏，但是在此之前，请先从宋国勇士们的尸体上踏过去！

于是蓦地，宋襄公圆睁双眼，奋然振臂，传令大军击鼓进攻，然后亲率兵车一马当先杀向楚阵，宋军为主将气势所鼓舞，遂一齐呐喊，燃烧热血与斗志朝失败冲锋而去，楚军同时击鼓，两军交错，杀声震天。

——冲啊，勇敢的甲士们，公平痛快的去战斗，用你们的戈矛，舞动礼义！

为了宋国的尊严，为了君子的荣耀，宋襄公与他的勇士们终于豁出一切拼死一战，虽然悲壮的结局早已注定，但这就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使命；无论如何，这就是宋襄公的选择，也是他的宿命……

宋襄公实在是个傻子，这样的傻子，当今这个世界已经再也找不到了。

大战终于结束了，月色映照在商丘城头，悲伤而宁谧，宋襄公捂着流血不止的大腿，躺在战车上呻吟，城门大开，公子目夷带人迎了出来，将这帮残兵败将接入城内。

宋军败了，大败。宋襄公由于身先士卒，也被一箭射中大腿，无力再指挥战斗，只能率众撤退，为了掩护他撤退，数百忠心耿耿的“门官”竟全数战死，宋军损失惨重。所谓“门官”，也就是春秋时国君的亲卫队，由卿大夫子弟组成。

总之，继齐桓之后，宋襄的霸业也灰飞烟灭，随风飘散了，只不过一个散的凄凉，一个散的悲壮。

从此，千年笑声在围观的看客间回荡，笑齐桓的昏，笑宋襄的仁，笑他们傻，笑他们咎由自取。

然而，宋襄公对此不仅不后悔，而且连反思也不肯；他丧师辱国，祸及百姓，国人纷纷举行抗议活动，指责于他，他却反而语重心长的批评大家说：“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为阻隘也。寡人虽殷商亡国之余，然一向谨守军礼，不鼓不成列。”

这句话里的“重”字，应读平声；所谓“不重伤”，就是指不能打击已经在战场上受伤的敌人。乘人之危对无法再战斗的弱者出手，这是卑鄙小人的行径，所以应该停止战斗，让对方的“卫生员”上来抢救。

这句话里的“二毛”，不是指两毛钱，也不是指两根毛，而是两种颜色的头发，即头发黑白相间之意；所谓“不擒二毛”，就是指不能俘虏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兵，如果俘虏了，也要战后礼送回国，尊老敬贤的优良传统不能忘，即便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也该如此。

潘安的《秋兴赋》序言有曰：“晋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意思是说这位美男子在32岁的时候已经长出白头发了，即所谓“潘鬓”，有未老先衰之像也。

另外“不为阻隘”与“不鼓不成列”，意思是“不阻击敌人于地形险要之处”和“不攻打还没有结成阵势的敌军”。在春秋时代，不待对方摆开阵势就进攻的战例还并不多见，《左传》中记载的战例何止数百，但此等战例的只有四次，一为鲁攻宋，一为晋攻狄，一为鲁攻莒，一为吴攻楚。

现在我们听到这些古军礼，一定会觉得很可笑，但在宋襄公的时代，它却是为华夏诸侯所普遍奉行的战争法则。虽然偶尔有人违反，但大多数还是很守规矩的。我们来讲三个典型的例子吧。

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好鹤的卫懿公，此君平常虽然混蛋，但死的却相当贵族，《左传》详细记录了当时谁是他的御者，谁是他的车右（注1），谁冲锋在前，谁坐镇在后。——在蛮族面前，这样的战术无异于自杀。尤其是，卫懿公坚持不肯撤去他的旗帜，这导致了他始终都是狄人重点攻击的目标，结果自然是败得很惨，但总算死出的贵族的荣光。

第二个例子则发生在百年后的宋国，当时，宋国的华氏家族叛乱，公子城率军平叛，与叛将华豹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按照当时战礼，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

被公子城一喊，华豹很难为情，就放下弓，垂手而立，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射他。结果宋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华豹是个叛将，按理属于“乱臣贼子”，但就算是这样的“乱臣贼子”，也严格的恪守军礼，而且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贵族的礼法与武士的尊严。

第三个例子就是孔子的高徒子路，打仗时帽带断了，他宁死也要先系好帽带再去作战，结果帽带系好了，自己也被敌人杀死了。

在那个遥远的时代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战争法则呢？这些后来罕见的战争法则，到底具体有哪些内容呢？这些上古军礼为何后来又逐渐隐没了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

在战国以前古人的意识形态里，天下为一家，大家长是“天子”，各国都是兄弟或姻亲之邦，亲戚之间有矛盾，可以用战争来表达怒火，但目的只是为了定出个胜负，杀伤不是追求的主要目标。只要对方服个软认个错，就行了，点到为止，无须斩尽杀绝。这样才能保证战争之后两国能重新恢复兄弟之谊，床头打架床尾和，打打闹闹还是一家人嘛。

所以，那时候的战争，在我们现代看来，形式大于内容，既不残酷也不血腥，反而有些优雅。我们常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春秋时代的战争就是请客吃饭，就是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体育比赛，参赛的运动员，多由贵族车兵（称甲士）组成，奴隶和平民（称徒卒）则好似在旁加油打气的啦啦队，通常只负责运输辎重、喂马煮饭等后勤工作。

既然是贵族的公平决斗，当然有贵族的臭规矩：

第一，战争要选择时间，不能伤害农时，耽误农业生产。不要有意利用对方民众的困苦，更不能在对方国丧的时候展开进攻。

第二，战争之前，要先到太庙去祭告祖先，强调自己打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然后还要占卜，如果不吉就不打，因为这说明祖先不同意。

第三，占卜吉了，还要给对方下战书，约好比赛的时间地点，不能“不宣而战”。完了还要大摇大摆的击鼓出境，不能偷偷摸摸隐藏行军路线。另外战场的选择也有讲究，必须选空旷的“隧野之地”，农田或城市这样的人口密集地则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这样会伤及无辜百姓。

第四，进入敌人的国家后，不能施暴于庙堂圣地，不可以打猎伤害农业，不可以破坏建筑物，不能焚烧居所，不能砍伐林木，不可以抢掠六畜、庄稼和其他器械。

第五，在正式开战之前，还要派勇士去对方营地挑战，美其名曰“致师”。这时候双方的勇士单打独斗，双方的士卒各自为运动员加油打气，“致师”一般只活捉不杀人，打击对方的士气而已，游戏的意味更显浓厚。

第六，致师结束后，双方“运动员”入场，等到完全摆开阵势，这才开始面对面冲锋（配乐：运动员交响曲），冲锋过程中战车还不能相撞（杀伤力太大），必须要错车而战，并且持何种武器的人应站在什么位置都有严格规定。战场上看到了对方的国君，还得从车上跳下来，摘掉头盔，敬个礼，戴上帽子，然后才能上车开战；开战时碰上老弱病残，不能加以伤害；对方如果受伤了，还要把他带回军营好好治疗，然后礼送回国。

第七，既然类似于竞技比赛，当然是一战定胜负，双方一冲锋，谁的阵脚先乱，谁就算输，对方一投降，这仗就算是打完了。所以战斗往往很快就结束，甚至一回合就能分出胜负，经常是白天打仗，晚上就可以回家陪老婆，“宜将剩勇追穷寇”在当时是没有市场的，军礼明文规定：追击步兵，只要对方逃跑超过百步，另一方就不能再追赶；追击车兵，一方撤退超过九十里，另一方也不许跟踪追袭，应该原地列阵，放归老弱俘虏，欢送败军回国。所以“五十步笑百步”并不奇怪，因为逃到百步之外，就没有危险了，而只逃了五十步，还要跟敌人作战。逃五十步，自然要比逃一百步的勇敢啊。

幼稚吧，可笑吧，这些臭规矩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的确很是古怪。可这些在人类社会的童年，却真真正正地出现过，不仅出现过，而且是一个阶级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在中国，这个阶级被称为贵族士大夫，在欧洲这个阶级被称为贵族骑士，但在本质上他们是相同的。只不过欧洲这个阶级出现要晚一些。中世纪以后，欧洲渐渐分为若干并立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信仰相同，语言相通（拉丁语），故彼此之间虽有战争，但也秉持着骑士之精神（当然，关乎信仰的宗教战争除外），视贵族之荣誉与君子之精神胜过生命。如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名臣腓力·西德尼爵士就是一个类似宋襄公的贵族君子。1586年，他在一次援助荷兰对抗西班牙的战斗中身受重伤。临死之际，旁边有人递送一瓶饮水到他口边，他方勉强抬头就饮，忽见不远之处卧着一个垂死的敌人，于是就不肯饮水，将瓶推向敌人说：“他比我的需要还大。”

所以，基于此等贵族之荣誉精神，中世纪的战争一般不杀俘虏，不伤害非战斗人员，也不对毫无防备、没有披挂整齐的骑士发动攻击。两国交战之时，需要等待双方列阵完毕，然后两方主帅还要来到前线会面，互示敬意，说许多的客套话，最后互请先行开火。过意不去的一方，只得先动手，然后对方才开始还击。战争结束后，俘虏了对方骑士还得搞“三陪”，陪吃饭喝酒沐浴，待如上宾，等他的领主拿钱来赎。如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在克里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国骑士，就经常受邀与胜利者英国人一起盛饮娱乐，活得安然舒适。当然，作为一个俘虏，你也得遵守规则，老老实实呆着，如果不交赎金就逃跑，从此以后就不要在贵族圈里混了。你的纹章或画像，走到哪儿都会被倒挂起来以示鄙视，相当于“社会性死亡”。比如，普瓦捷战役失败后法王约翰二世被英军统帅黑太子爱德华俘虏押回英格兰，在把一个儿子安茹公爵路易一世留下做人质后约翰二世回国去筹赎金，不料这孩子逃跑了，约翰二世为了挽回名誉，竟然自愿返回英国做人质，数月后死去。

事实上，在世界各大古文明中，贵族时代的战争都有类似的规则和礼仪，比如成书于公元前的古印度婆罗门教《摩奴法典》与《摩诃婆罗多》就规定：身为一个高级种姓的武士，在战斗中决不应该对敌使用奸诈兵器，如内藏尖椎的棍棒，或有钩刺的、涂毒的箭，或燃火的标枪。车兵对车兵作战，象兵对象兵作战，马兵对马兵作战，步兵对步兵作战。不应打击老人妇女，不应杀害那些鼓手和号手、车夫、牲口或运送兵器的人，也不应攻击不在战争状态之人，如睡眠的人，疯癫的人，转过脸的人，无甲胄的人，手无寸铁的人，武器损坏的人，怯懦逃走的人，甚至悲伤的人。而且，印度贵族可不是说说而已，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东征印度，在著名的许达斯佩河战役中，以逸待劳的印度军坐等希腊军队渡河、休息、调整、布阵，等到对方准备完毕才开战，结果印度军战败。这与宋襄公的泓之战何其相似。而亚历山大的希腊军队也同样是讲规矩的，在高加美拉大战前，谋士提议夜袭波斯大营，亚历山大毫不犹豫就拒绝了，“偷来的胜利是不光彩的”。另外古希腊人在战争间隙还常设有“中场休息”，以便交战双方从战场上取回阵亡者的遗体进行安葬（注2）。

总之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今天之标准去评判古人的是非。泓之战宋襄公他不蠢，他也不是不懂得打仗，他只是按照贵族的老规矩办事而已，不幸的是这个老规矩渐渐不合时宜，所以最终消失在了失败者的血液里，与战亡者一同被深埋在了地下。如果不是我国史书的记载还算完备，我们这些后人根本就不会知道我们的祖先居然还曾如此“贵族”过。

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很喜欢什么“贵族小区”、“贵族学校”、“贵族会所”、“贵族时尚”、“贵族风度”、“单身贵族”、“贵族生活”，但是很不幸，大部分中国人所理解的贵族，就是住别墅开豪车打高尔夫，就是天上人间挥金如土。这是贵族吗？不好意思，这只是土豪而已。真正的贵族，必须像宋襄公这样，在所有的竞争中既要求赢，也要按照规则来赢，这样才赢的漂亮，赢的高贵；如果二者无法兼得，那么宁愿不要赢。从这一点来说，宋襄公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个贵族了，因为像他这样遵守规矩的人，两千六百多年来已经一个也找不到了！

当然，正是由于中国的贵族时代太短，所以最终才自下而上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而西方的贵族时代太长，则只能自上而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总之，社会是不断演进的，而演进的方向，取决于生产方式，也取决于历史传统。

注1：春秋时战车每车载三人，车左是主将，负责射箭，御者居中，负责驾车，车右则执戈矛，负责近战并保护主将（故又称戎右）。车右还有一个重要职能，过去因为路不好，车经常容易陷到坑里或者是被木头等物挂住，这个时候车右就得下去推车，所以车右基本都由大力士充任。

南朝的北伐（31）

主笔：闲乐生朱晖

东晋义熙五年（409年），晋军统帅刘裕北伐南燕，攻灭南燕慕容氏。但就在这时，刘裕收到了一个不妙的消息——当时盘踞广州的卢循天师道势力，乘着晋军主力远征，此时正密谋趁虚杀入京师建康。

好在，晋军攻克燕都广固之后，还没有收到卢循正式起兵的战报，刘裕终于松了一口气，然后准备回师下邳，临行前安排其军府长史羊穆之任北青州（侨州不废）刺史，留守北方。羊穆之出身于泰山羊氏，是西晋开国元勋羊祜之后，也算是传统高级士族了，只不过渡江太晚，门户有所下降，故京口举义时加入了刘裕的反楚大军。复晋之后，羊穆之长期驻扎彭城，多次抗击了南燕与北魏的进攻，此人的忠诚与能力还是可以令人放心的。而且泰山羊氏在齐地也有一定威望，可以凭借其镇服当地大族。刘裕交给羊穆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将这难打的广固城拆毁，夷为平地，然后再它的东侧、晋军大营之处，重建一座北青州的新治所——东阳。此后，晋宋历任青州刺史羊穆之、檀祗、刘敬宣、竺夔、萧思话、颜师伯等人都紧密联系当地青齐豪族，牢牢地将这片齐鲁大地掌握在南方政权手里。而青齐豪族也在抗击北魏的前线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直到六十多年后，北魏的铁蹄终于不可阻挡，青齐豪族被迫南迁，却出乎意料的借着刘宋皇室血腥内斗的契机站上历史潮头而开创了一个新的王朝——南齐。

从京口建义集团，到青齐豪族集团，再到襄阳武力集团（注1）；从彭城刘氏，到兰陵萧氏，再到侯景乱梁；南朝的兴衰存亡与时代脉搏，就在这一波波的北来武人的手里。到了梁末，连北来武人军事贵族集团都腐化了，最后才由南方少数民族血统的土著豪酋夺得了政权。

在青齐布局完毕之后，接着，刘裕又安排爱将檀韶为北琅琊太守，驻防北青州与建康间的要道。到了这个时候，刘裕还在放话说要留镇下邳，筹备北伐后秦、夺取中原的事宜。这第一是为了震慑后秦使其不敢妄动，第二也是为了安抚卢循。毕竟卢循如今只是在偷偷密谋，还没有真正起兵，或许只需要小心戒备，事情还没有那么急。

然而，在攻克广固后的第21天，朝廷的使者飞马而来，说卢循已经起兵了，而且气势不小啊！刘裕一看没辙了，于是然后宣布大军即日回师。这一天是410年2月26日。

其实这一次天师道起兵，卢循本人并不热心，他这些年在广州积极开展奢侈品贸易赚了不少钱，日子过得挺舒坦，不想冒险再干从前那些掉脑袋的事业了。然而卢循的姐夫始兴相徐道覆却不愿再过这种日子了，始兴就是今广东韶关，现在都是不发达地区，当时的经济水平可想而知。这几年来，徐道覆已在始兴招募了大量“拳捷善斗”的“溪子”，为起兵做了诸多准备。所谓“溪子”，又称“傒人”，是一族以渔钓为生的彪悍南蛮，居住的地区，大概在今江西省南部和广东省的曲江一带。东晋名将陶侃就出身于这一族中因北迁而汉化的豪族，并因此被东晋侨姓士族温峤诋为“溪狗”（《世说新语·容止篇》）。另外胡藩所出之豫章胡氏亦“傒音不正”（《南史·胡谐之传》），应也是北迁汉化的傒人一支。

总之徐道覆为造反可是筹备已久了，等到刘裕发动北伐后，他更是频繁写信劝卢循起兵，但卢循就是不听，直到刘裕困于广固城下数月，徐道覆终于坐不住了，于是亲自来到广州治所番禺劝说卢循：

“本住岭外，岂以理极于此，传之子孙邪？正以刘裕难与为敌故也。今裕顿兵坚城之下，未有还期，我以此思归死士，掩击何（无忌）、刘（毅）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机，而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君为腹心之疾；若裕平齐之后，息甲岁余，以玺书征君，裕自将屯豫章，遣诸将帅锐师过岭，虽复以将军之神武，恐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倾其根蒂。裕虽南还，无能为也。君若不同，（我）便当帅始兴之众直指寻阳。”

听到徐道覆说要独自起兵，卢循也没辙了，只好听从。天师道的优势是水军，所以晋朝朝野包括刘裕在内都认为卢循若起事，一定会从广州坐大海船沿海进犯会稽、三吴直至建康，沿途抢掠这些经济重地以补充给养。但徐道覆这人是个天才，他与卢循商量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进军路线。他们兵分两路：

首先，卢循的舰队从广州番禺出发，沿西江、灵渠，进占湘东郡（今湖南衡阳）、长沙、江陵，取荆州；这条路线虽然迂回遥远且不能威胁建康，但沿途都是偏远郡县，不会遭遇晋军大的抵抗。

第二条徐道覆的路线则更为诡异，他的军队从始兴出发，步行翻越南岭，进占南康郡（今江西赣州），然后在这里造船入赣江，进占寻阳、历阳，取江州、豫州然后直指建康。这条路线又近又快，还可以直捣东晋大本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唯一问题是，如果攻占南康后再造船，会给江州、豫州晋军太多组织防守的时间，达不到突袭的效果，所以徐道覆又想出了一条妙计。首先他老早就派人扮作商人，越岭到南康郡山中砍树伐木，制作造船板材，声称准备贩运到赣江下游去。完工后，又改称缺少人力和运输费，不得已在南康本地挥泪大甩卖。南康人贪图价钱便宜而争相购买，穷人家甚至为之变卖衣物倾家囤货。赣江上游石多水急，行船不便，而且货这么多一时也不易贩出，这些板材就都积存在了当地人家中。徐道覆一来二去这么搞了好几回，搞得南康居民家中已堆积了超多的板材。南康相郭澄之是我国较早的一位小说家，平常就喜欢搞搞文学创作，根本没有什么军事上的敏感性，所以也没觉得这种异常现象有什么问题。

结果，等到春江水涨，徐道覆就立刻出兵，翻越南岭，进攻南康，郭澄之弃城而逃。徐道覆随即拿出卖船板时的账册，一家一家逼居民交出板材，片板都无法藏匿。看来徐道覆对于人性有相当的研究，懂得用贪念控制人心，不愧是天师道的副教主啊！

然后，徐道覆就在南康的赣江边上用这些船板全力赶制舟舰，十几天就全部完工。然后全军登舰顺流而下，势不可挡，庐陵（今江西吉安）、豫章（今江西南昌）的郡县官员纷纷弃城逃跑。

听到这些消息，刘裕感觉事情有点麻烦，到了下邳之后便将辎重和伤兵留在船上，由水路回京。自己则率精锐步行回京，同时下令杀掉卢循潜伏在晋军中的内应沈叔长，通报全军。

江州刺史何无忌驻扎的寻阳城，正在赣江入长江汇合处。他得知徐道覆一路北上杀来，决定立即整军南下阻击。但他手下的僚佐们大多都不同意，长史邓潜之认为：“国家安危，在此一举。闻循兵舰大盛。势居上流，宜决南塘（豫章城东一大湖），守二城（指豫章、寻阳）以待之，彼必不敢舍我远下。蓄力养锐，俟其疲老，然后击之，此万全之策也。今决成败于一战，万一失利，悔将无及！”

原来，据《水经注·赣水》：“（南塘）本通大江，增减与江水同”，所以晋军若挖开南塘堤坝，可引流赣江之水，使其水位下降，则徐道覆之大船无法通过，只能下船步行进攻，则气势顿减，容易击败了。

邓潜之是豫章南昌本地人，他的计策还是很中肯的。但何无忌性格向来是风风火火，从来没打过一次窝囊仗，所以并不采纳，而且晋朝的豫章郡县守臣都跑光了，徐道覆又是顺流而下，何无忌是溯江而上，双方速度是不一样的，如何决南塘？只怕来不及啊！为今之计，还是狭路相逢勇者胜！龟缩死守，退让怕输，这可都不是北府人的性格！

于是，何无忌仍率部登舟溯赣江而上，于三月二十日，与天师道军相遇于豫章城下。果然，天师道军已提前到达这里，并预先做了准备，在赣江西岸的小山上布置了数百强弩伏兵，待晋军船只经过时突然冒出，拦腰射击。晋军的船只都是小船，士兵缺少甲板保护，只能举旗盾牌护身，而就在这时天师道大船又冲了上来，对晋军进行正面射击，晋军无法抵挡两个方向的攻击，一时损失惨重。而就在这时，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战场上突然刮起猛烈的西风，将晋军的小船全都吹拢到东岸，正在慌乱，天师道的楼船又借助风势猛冲上来，撞得晋军小船一艘艘倾倒翻覆，士兵们纷纷弃船逃生，晋军遂奔溃。眼见败局已定，何无忌不肯做逃兵，他厉声喝令左右：“取我苏武节来！”然后持节督战。徐道覆知道何无忌就是战局的重点，于是命所有楼船将何无忌的小船团团围住，死命攻打。面对乌云盖顶般的四面楼船，何无忌面色不改，直到持节战死。徐道覆遂趁胜进占寻阳，扼断长江。

看到了吧，这整个建义功臣集团都学着刘裕喜欢搞豪赌式战术，是，刘裕每次都赌赢了，但这是幸存者偏差。要记住，你不是刘裕，你的运气和赌术都不如他，你并不一定每次都会赢，看看，檀凭之、孟龙符、何无忌不就输到一无所有？

《这才是真正的诸葛亮》节选（15）

主笔：朱晖（闲乐生）

公元228年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虽然打了曹魏一个措手不及，但还没等汉军在陇西站稳脚跟，张郃的五万援兵竟已经杀向了陇山（注1）。而曹魏之所以能迅速派出这么多援兵，关键还在于东三郡的孟达太菜。本来，孟达起事的时间也是在这年正月，诸葛亮还指望他能拖上曹魏重兵几个月，没想到才16天他就被荆州都督司马懿数万兵马给干掉了，完全没起到牵制作用。当然，这也不仅是孟达水平不如司马懿，更因为他反复横跳的次数太多，政治信誉破产所致。

消息传来，本来稳坐钓鱼台的诸葛亮，也感觉大吃一惊。看来曹魏果然是一台庞大的战争机器，它需要时间预热，可一旦开动起来，真有雷霆万钧之势。为今之计，只有立刻派一员大将率兵向西进发，赶在张郃上陇之前断陇。陇西郡太守游楚说j8.xx7.BiZ57他的投降条件是“一月之中，使东兵不上”，如今已过了十余日，也就是说，只要能再将张郃挡在陇山以东十日，襄武、冀县、上邽等曹魏据点必然不战自服。

但问题是，这员大将派谁去好呢？

当然，诸葛亮亲自去最好，毛泽东在点评此役时也说：“初战亮宜自临阵。”但问题是，此前诸葛亮被胜利冲昏头脑，将汉军铺的太开，不仅陇西郡与安定郡还有正在掠地的汉军，祁山、襄武、冀县、上邽等曹魏据点也各有一支围城部队。总之，季汉大军散布在陇西各处，必须部署紧急召回，形成拳头，才能全力阻击张郃五万大军。而这件事情千头万绪，只有诸葛亮能做，所以为今之计，只能先派一先锋大将在街亭城拖住张郃数日，等诸葛亮调齐各路汉军东下增援就OK了（注2）。这个街亭城，也就是汉代的军事重镇略阳，位于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龙山镇，也就是关陇大道的终点，只要占住这里，张郃绝不敢擅自深入，否则就会被切断粮草供应。反之若张郃一旦突破这里，就算是彻底走出了陇山，一马平川，可以横扫陇西。

注1：诸葛亮北伐曹魏的时间是公元228年春正月，而曹叡在丁未日（二月十七日）就已经亲自来到了长安坐镇，则张郃五万援兵上陇的时间必然更早。另据《三国志·魏志·张既传》注引《魏略》，陇西太守游楚放话之后，“后十馀日，诸军上陇”，亦足见魏国诸军响应速度之快。

注2：见《三国志·魏志·马谡传》：“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

这件事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关键是责任重大，不可轻忽，偏偏季汉人才匮乏，诸葛亮考虑了手底下几个人，发现一个都不合适。

据《三国志·马谡传》记载，当时在群众中呼声最高的两个人是镇北将军魏延与关中都督吴懿。可魏延此人虽然勇武，但喜欢冒险，作风太浪，诸葛亮认为他不够稳妥；而且“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谁见到他都要绕着走，这同事关系搞得真让人无语，足见其不能辑和上下，非独当一面之才也；至于吴懿，则是靠着国舅的身份在军中有一席之地，实际能力有限。所以诸葛亮非常纠结，而就在这时候，荆州士族子弟马谡突然自告奋勇，愿担此重任。

诸葛亮心想马谡这个人还行啊，当过荆州从事、绵竹令、成都令（注3）、越隽太守和丞相府参军，既有基层经验，也有中央资历，还有军事谋略，又是烈士马良的家属，忠诚度可以保证。关键他年富力强，比自己小十岁左右，正是当打之年，而姜维比自己小二十岁，这样每十年安排一个接班人，季汉的事业就形成了完美的人才梯队建设，太好了！

想到这里，诸葛亮立刻拍板，就是你了！不过马谡你千万要注意啊，你的任务就是据守街亭城池，守住数日即可，张郃从洛阳紧急来援，并无大型攻城器具，根本不必怕他，且其千里奔援（注4），体力消耗极大，咱们是以逸待劳，随便守没问题！总之，千万千万不要浪，要猥琐发育，给我死守中路一塔，就在塔下清兵线，千万不要去送，专等我补好血并大招就绪，就去一套连招带走张郃，听到没有，不要送！不要送！切记切记！！

注3：绵竹乃刘焉时期益州首府，成都乃刘璋、刘备时期益州首府，马谡一开始就担任这两个首县的县令，可见其乃季汉政府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

注4：由于渭水上游极其湍急，逆流几乎不能行船，故张郃部队到达长安后的路途基本都要走陆路。

于是，诸葛亮让马谡督领偏、裨将军王平、张休、李盛，黄袭等诸军为前锋，前去据守街亭，阻击张郃。并安排将军高翔驻扎在街亭以南的列柳城，以为掎角之势。

诸葛亮对马谡寄予了厚望，然而马谡却让他失望了。马谡虽然在军计上才器过人，能与诸葛亮侃上三天三夜不带重复的，但在心理素质上并不具备统帅资质，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抗压性太差。

这也难怪，面对“识变数，善处营陈，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自诸葛亮皆惮之”的曹魏名将张郃，面对足足五万曹魏精锐中央禁军，换做谁也无法泰然处之。但诸葛亮怎么也没想到，马谡一到街亭心态就崩了，“举措烦扰”，焦虑，烦躁，面对海量的战争准备细节而完全抓瞎，方寸大乱。

因为前方斥候告诉他，张郃的速度远超预期，其前锋骑兵离此竟已不到百里，估计次日就会杀到。马谡闻信，顿时产生了恐慌畏缩心理，虽然诸葛亮千嘱咐万交代，让他据守街亭城，但此城虽原是略阳县治，却久已废弃为亭，城墙年久失修，又战事陡起，百姓也逃散一尽，一眼望去，田间长满杂草，城垣与民居则覆盖在尘灰里，发出腐臭的气息，总之，整个城镇毫无生机，到处透露出荒芜和破败。

马谡感觉在这里完全没有安全感，于是想带着大部队要去城南的山上扎营据守。裨将军王平一看不对，赶紧劝谏，说这山上没水，咱们上去会被困死啊！还是应该据守街亭城，可就近略阳川水（即今清水河）取水，保证汲道安全，这样才更加保险哪！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出身板楯蛮，所以虽然长于军旅，却没什么文化，认识的字不超过十个，是个大文盲。更糟的是，他在曹操征张鲁时曾随巴中七姓夷王投降曹魏，后来又在曹刘汉中之战时率部投降回季汉，反反复复，人生有了污点，所以在季汉升迁极慢，十多年前在曹操那里他就是假校尉，如今却还只是个裨将军，手底下只有一千多人。

所以，马谡压根就看不起王平这个大老粗，对他的劝谏也不屑一顾：王兵哥啊王兵哥，曹魏骑兵这么强这么快，咱们可能打硬仗打呆仗啊！丞相只要我们守三四天就会赶到支援（注5），三四天这汲道就能丢了？丢了也没事，抢回来不就是了？当年hs.xx7.BiZ57项羽破釜沉舟，韩信背水一战，这在兵法中就叫作“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韩信还说“此所谓驱市人而战，置之生地，遇敌皆走，宁得而用之乎？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是故勇气百倍，可以一敌十也。”《孙子兵法》也说：“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再说了，我们汉军擅长山地作战，且以弩兵为主，这就应该跑山上去，居高临下向下射击，曹魏骑兵能奈我何？还记得当年定军山之战，黄忠老将军一个俯冲阵斩了夏侯渊吗？所以啊这占领高地是兵法常识，你懂不懂？

注5：诸葛亮确实只要两三天路程就能赶到了，据西晋袁淮《袁子》记载，马谡大败时，诸葛亮距街亭只有数里了（亮之在街亭也，前军大破，亮屯去数里）。

王平虽然不识字，但平常也叫人给自己读“史、汉诸纪传”，并颇能领会其精神，“往往论说不失其指”；马谡说王平啥也不懂那就大错特错呢了。王平认为，我们只是普通的武将，按部就班、遵履法度就行了，不要去学韩信项羽这样的军神。要知道项羽在破釜沉舟之前，已是百战名将，而且杀宋义、夺军权，在军中有相当高的威望；而韩信在背水一战前也已有“暗度陈仓”、”木罂渡河“等神奇战绩，士兵们对他们既崇拜、又信任，所以才愿意拼上性命绝地反击，因为他们知道统帅无论如何都会给他们带来胜利。而我和你则一个大老粗、一个弱书生，从来没打过啥牛逼仗，凭啥要求士兵跟着我们绝境求生啊，没有人会这么找虐的。

然而，陷入焦虑中的马谡啥话也听不进去，更不会信一个“王兵哥”的话，仍是坚持把部队驻扎在南山上。第二天张郃杀到，一看这情况心里就有底了。张郃毕竟是张郃，他在韩馥手下打黄巾的时候，马谡都还在他娘肚子里呢！这对阵就不是一个level的，果然，魏军也不攻山，只将南山团团围住，并切断了山下的水源与汲道。而由于南山的山体高度不够，没有形成永久性泉水，汉军只能下山取水，否则都得渴死，于是马谡派出敢死队，冲下山去欲打通汲道，却遭到曹魏军队顽强阻击，冲了好几次都被打了回来，汉军没水喝，又渴又累，竟而军心崩溃，“众尽星散”（见《三国志·蜀志·王平传》）。就连统帅马谡与张休、李盛等将军都跑没了踪影，即《云别传》所谓“兵将不复相录”，也就是被打散了建制，将不管兵，兵找不着将了。只有王平所部一千多人建制完整，鸣鼓自持，且战且退，张郃也没想到汉军会败得这么快，害怕后面有伏兵，所以保险起见，未予追逼。王平于是一路收合各营溃兵，与诸葛亮在后方会师。

诸葛亮真是气爆了。刘备在临终前就跟自己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自己还不信，结果呢？被打脸了吧！败也就败了，最糟糕的是这怂蛋竟然弃军而逃，导致了“士卒离散”的崩溃状况（见《三国志·蜀志·马谡传》），汉军败兵翻山越岭乱跑，其乱流乃至牵动季汉全军阵脚，使得高详也在列柳城被魏将郭淮所破。而看到前方魏军大胜，原本龟缩在河西走廊的凉州刺史徐邈也信心大增，派出自己的参军和金城太守前往陇西郡，与陇西太守游楚一起向东反攻而来。季汉大军若再不撤退，恐将陷入到三面被围的窘迫境地（西徐邈，南郭淮，东张郃）。事已至此，诸葛亮只得一声长叹，宣布全军撤退，以及时止损。

而由于诸葛亮这边败的太快，赵云箕谷一路应变不足，也遭到曹真优势兵力攻击；好在赵云率亲卫亲自殿后，这才使得箕谷全军整建制的退回汉中，并保住了大部分军资辎重，虽有损失，但不致大败。看来，赵云虽应变不足，称不上奇谋名将，但至少和王平一样拥有极强的战术执行力，哪怕遇险，也能够镇定从容、约束兵将、遵法持重、稳扎稳打。基于此，诸葛亮在战后赏罚分明，对自己贬为后将军；而对于弃军而逃的马谡、张休、李盛等人予以诛杀，不遵法度的黄袭予以夺兵，包庇马谡的向朗予以免职，战斗不利的赵云予以降职，由镇东将军贬为镇军将军。只有王平一人升职并得到重用。经此一役，诸葛亮看到王平虽是个文盲，但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与坚定的作战信念，关键时刻不会掉链子，于是不仅将他由裨将军升任讨寇将军，加拜丞相府参军，统率季汉最精锐的山地部队——五部“无当飞军”万余人并兼管营中事务，而且爵封亭侯，成为汉军军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虽然就在几天前，大家还以为这颗新星是马谡。

总结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似乎相当可惜，好像就因为马谡一个低级错误，导致大好局面一朝尽丧。其实，此次北伐的失败并不完全归咎于马谡。是，马谡丢了街亭，导致大量魏军上陇，于战局不利；但诸葛亮第二次出陇西时，也未能及时阻断司马懿上陇，却仍能与魏军周旋于陇上数月，还颇占了一些上风。可见此次北伐失败，还有更关键的原因，那就是汉军从上到下的战斗素质不够与心理准备不足。正如诸葛亮在战后上表后主欲自贬三级时所言：

"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

诸葛亮说，此次北伐自己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训章明法”，对部队的军纪重视程度不够；另外，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统兵者应该戒慎恐惧，谋定而后动，可诸葛亮被开局一连串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能“临事而惧”（注6），反在分兵略地时将摊子铺的太大，乃至应对仓促，没能集中兵力阻击张郃，后又用人不当，军纪不明，导致街亭稍有挫败，便产生了崩溃效应，将领逃亡，“士卒离散”、“兵将不复相录”。归根结底，季汉多年积攒的老兵宿将在夷陵一战中已损失殆尽，诸葛亮现在带的兵大多是这几年征召的新兵，将领的战斗经验也不足，最多南征过“南中”，跟南蛮打过几场小儿科似的战争，与身经百战的曹魏骑兵没得比。打打顺风仗还行，一碰到逆风局就拉稀了。只有跟着王平多年征战的板楯蛮还有赵云的亲兵团颇有战斗经验，兵将间也在长年累月的战争中形成了默契与信赖，打多难的仗都不怂，这才是季汉北伐的脊梁，必须作为中流砥柱培养。可惜赵云老了，没过两年就死了，另外同时期还死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宿将老兵（注7），王平这样的军事人才越来越少了，诸葛亮感觉自己太难了。

注6：典出《论语·述而》：“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注7：见诸葛亮《后出师表》：“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

另外，据《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还总结此次北伐经验说：

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自今已后，诸有忠虑於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跷足而待矣。

诸葛亮认为，北伐失败的最大原因不是兵少，而是兵将素质不够，纪律稀松。所以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是“减兵省将，明罚思过”，即裁掉一些弱兵，精简掉一些实在不会打仗的庸将，明确赏罚，反省过失，只要能够改掉这些缺点，季汉国运必然昌盛，北伐仍然大有可为！

《这才是真正的诸葛亮》节选（14）

主笔：朱晖（闲乐生）

据《三国志·蜀志·魏延传》记载，魏延对诸葛亮的北伐战略其实是颇有微词的，诸葛亮每次北伐，魏延就要唠叨一番，说要自己单独率兵一万，与诸葛亮分道出击，会于潼关；就跟当年韩信还定三秦，也是分道出击，使章邯分不清主攻方向，从而一举拿下关中。但是很可惜，诸葛亮每次都驳回了魏延的请求。魏延因而常常私下说诸葛亮胆小，叹息自己太过屈才，被诸葛亮压制，所以没办法立下奇功。

魏人鱼豢通过自己的渠道也了解到一些情况，写在了自己的私人著作《魏略》里。鱼豢说，诸葛亮准备第一次北伐时，曹魏这边是驸马夏侯楙担任安西将军镇守长安，魏延就说：

"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

魏延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他可以率领五千精兵与五千个背粮食的后勤兵，从汉中盆地的东侧进入秦岭，穿越660里子午道，不过十日可以直达长安城下。长安城内的雍凉都督夏侯楙怯而无谋，只是因为娶了曹操的长女清河公主才平步青云，实际只会营置家产，玩弄女色，他看到我这五千精兵肯定会吓得立刻弃城坐船从渭水逃跑，如此长安城只剩京兆太守等一群文官，可以轻松拿下。长安周围还有横门邸阁（粮仓）与散民之谷，汉军可以以战养战。曹魏发兵从关东来援要二十多天时间，但此时诸葛亮的大军也应已从褒斜道杀来会师了，这样长安以西可一举而定。

魏延这个计划，相当有气魄，相当震撼，而且诱人无比。

但是，这世上有很多乍一看很美的事儿，当你细品之后，却会发现很多问题。

所谓子午道，即是当年刘邦从咸阳退入汉中所走之道，当时被称为“蚀中道”，不过为了迷惑项羽，这条路上的栈道全被张良给烧了。直到西汉末年，权臣王莽为了鼓吹他的儒教神学，大量更改中国地名，才将“蚀中道”改为子午道，并大力整修了栈道。所谓“子午”，就是正南正北的意思（注1），据《汉书·王莽传》：“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这子午道显然是一条正南正北的直道，其路线由汉中郡治西城（注2）出发，穿越秦岭经杜陵可直达长安，全程虽有660里，却是距离长安最近的一条谷道。不过，大家通常以为的子午道，乃南北朝时南梁将军王神念别开i7.xx7.BiZ57的子午新道（见《隋书·地理志》及《元和郡县志》），其路线是从南郑到长安，而非我们前面说的王莽子午旧道（从西城到长安）。所以魏延所要通过的，乃是子午旧道，这条道全程都在曹魏境内（注3），归当地土豪魏兴太守申仪管辖。孟达背叛曹魏后，这条通道已被司马懿锁死（注4），根本行不通。如果魏延先打下西城再进入子午道，则根本起不到偷袭长安的效果；而如果勉强偷入，则恐怕反会被司马懿从后偷袭，抄截后路；子午道狭窄险峻，一旦遭到袭击，魏延恐有全军覆没之忧。

即便退一步讲，这子午谷还真被魏延一万人给偷偷潜入了，而正驻扎在东三郡的司马懿兵团还真傻傻没发现。魏延一行仍然凶多吉少，因为，子午道大部分是极为狭窄险峻的山路，只有少量路途有沿沣水河谷（秦岭北麓）与直水（今池河）河谷（秦岭南坡）修建，总之是相当难走；另外，该道自王莽后便年久失修，“缘山避水，桥梁百数，多有毁坏”（据《元和郡县志》）。所以，到了东汉顺帝即位，便“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总之，子午谷太过险峻，根本无法用牛车大规模运送给养，魏延想要十天就走出子午谷相当困难（后来曹真走了一个多月也只走到一半），就算十天能走出来，五千人力来背的粮食也太少，随时有可能饿肚子，万一耽搁了几天大家全得完犊子。而且，子午道的北出口就在长安，所以自王莽起便在这里设置了一道雄关子午关（见《元和郡县志》），又名石羊关，两旁大山就像两座大石门，紧束沣河，天似一条线，地为一峡谷，山如一裂缝，河若一盘龙，地形异常险要。当地谚语说：“石羊关、鬼门关，进门都把命交天。”但凡曹魏在这里布置几百兵力，魏延想要突破这里就比登天还难。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后来确实有人实践过魏延的战术，但都失败了：曹真困在子午谷一个多月，最后狼狈退回；桓温北伐派大将司马勋出子午谷，也被前秦符雄击败；明末闯王高迎祥（李自成的前任）更是在子午谷遭孙传庭伏击被俘，押送北京凌迟处死。还有西安事变时驻守汉中的王耀武为表忠心前往解救蒋介石，“师魏延之故智，率部出子午谷，及入谷中无宿无食，方知诸葛亮到底高明”（《唐纵日记》），最终只能狼狈退回。

总之，子午谷就是死亡之谷，从古到今想从子午谷偷袭长安的，没有一人成功过。

再退一步，就算奇迹发生，魏延在十日之内突破子午关，顺利出谷，但接下来的路更危险，因为汉军已吃光了随军兵粮，必须在关中平原上以战养战，这也太难了。自赤眉之乱以来，长安附近三辅的人口就开始急剧减少，至公元140年三郡总共只剩下52万人口，只有南方蛮荒之地零陵一郡的半数（101万），而东汉末年以来，这里更是战乱相寻，先被董卓、李傕等人祸害了好几遍，后来曹操打马超与张鲁时也对关中征敛过度，所以即便沃野千里，此时也是遍野荒芜，人烟稀少。即使六十年多后，西晋元康二年（公元292年）潘岳出任长安县令，仍不忍直视，而在《西征赋》中描写说：长安街市萧条，居民四散，宫室官府，店铺仓库，百不存一，很多闾里都被夷为平地，名存实亡；昔日雄伟的宫殿，仅剩残垣断壁，幽美的池苑，变得荆棘丛生；到处野鸡啼鸣，狐兔出没，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片破败荒凉的景象。

总之，魏延所谓“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八成实在吹牛，“散民之谷”肯定靠不上，长安北门的横门邸阁倒是有少量军用积储，但长安也不是那么好打的，事实上，魏延所谓“（夏侯）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以及“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咸阳以西一举可定”的事情不可能发生。

首先，魏延以区区五千步兵就想吓得夏侯楙弃城逃跑？就算二世祖也没傻成这样的二世祖。就算夏侯楙跑了，长安的京兆太守守土有责，也绝对不会跑。

根据曹魏史料，当时长安的京兆太守名叫颜斐，虽然是个文官，但深得民心（注5），能力极强；而且家世显赫，乃复圣颜渊二十三世孙；更曾担任过曹叡的太子洗马（注6），是魏明帝的心腹，他一定会坚守到底，起码坚守个二十多天不成问题。

再再退一步，就算魏延顺利攻下长安，夺取了横门邸阁，但万一颜斐发起狠来，在撤退前主动烧掉邸阁的粮草，魏延更得傻眼。

再再再退一步，魏延有了足够的粮食，但在攻打长安的这二十多天内，曹魏的关东援兵怎么也应该到了。洛阳到长安也不过七百里，且一路都是通途，入援何须二十多日？远至五百年前华阳之战，秦将白起曾八天率军疾行千里援韩，近至几个月后司马懿平孟达之叛，同样只花了八天疾行1200里，魏延此谋却认为曹魏入援长安“尚二十许日”，实在是严重地低估了魏军的反应速度。反而是诸葛亮步兵大军那边，几乎没可能在二十天内既要走出褒斜道，还得连克郿县、周至、武功而赶到gr.xx7.BiZ57长安与魏延会师（如果过城不攻，则漫长的后勤线将遭到曹魏地方军的严重威胁）。事实上，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光走褒斜道，就足足走了一个多月（注7）。总之，魏延的会师计划完全是扯淡，恐怕还没等诸葛亮走出褒斜道，魏延就被中心开花包了饺子。

再再再再退一步，就算魏延真拿下了长安，且与诸葛亮顺利会师，长安的政治意义如此之大，必定会逼着曹魏倾国之力与立足未稳的季汉进行生死对决。而汉中与长安一线交通险阻，支援不便，后勤噩梦；反之长安附近则无险可守，曹魏的关东援军可以源源不断杀至长安城下，其渭水漕粮比季汉的秦岭后勤线便捷十倍。除非魏延在攻下长安后，还能再向东急进三百里，赶在曹魏援军到达之前再把潼关也给拿下，将整个关中给封了口子，让诸葛亮慢慢蚕食。但这对魏延步兵来说也未免太难了，就算现代装甲部队恐怕都难以做到。事实上，当年长平之战赵国从秦国虎口夺食而取上党，最后陷入了长平绞肉机而将国力耗尽，就是季汉夺取长安后最好的结局。

总之，魏延的计划中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完全不可行，甚至就算可行，诸葛亮也不会赌这一把。自从关羽荆州军覆没，刘备夷陵惨败以来，诸葛亮苦心经营这个烂摊子五六年，才有了今天的数万北伐大军，这是季汉最后的本钱，不能再用它孤注一掷了！所以，诸葛亮认为，季汉北伐路线还是应该沿西汉水与祁山道西取陇西，路线虽长，但能联合西戎，且漕运便利，进退无虞比较保险。

事实上，诸葛亮的北伐大战略，本是季汉集团二十年苦心规划的结果，怎么可能是魏延拍拍脑袋就能推翻的！我们从头来分析：

早在二十年前，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时就对刘备说要“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利用少数民族对抗曹魏，这是季汉早在立国以前就确立了的民族政策。

所以，虽然荆州战场如今已不可为，但至少南抚夷越，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这些都已实现，接下来要做的，自然就是“西和诸戎”了。曹魏政权虽已历三世，但并非铁板一块。它至少有两个软肋，一个就是以臧霸为首的青徐豪霸势力，长久以来都处于半独立状态，甚至在诸葛亮北屯汉中的前两年（公元225年）还爆发了利城郡（属徐州，治今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西）兵蔡方等人据郡反叛，杀太守徐质的事件，这是孙权可以利用的点；另一个软肋就是凉州西戎势力，他们对曹魏也很不感冒。当年，曹操在打败马超韩遂后，终于将凉州纳入曹魏版图，但这里一直叛乱不断，从建安末年至曹叡即位，几乎每年都有人造反。甚至在诸葛亮北屯汉中的这一年（公元227年），还有“西平强麴英反，杀临羌令、西都长”（《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而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更有“安定民杨条等掠吏民保月支城”（《三国志·魏志·曹真传》），月支城应与内迁的月支部落有关，杨条据保月支城，说明战后有大量陇西安定郡的民众响应诸葛亮反抗曹魏。而与此同时魏将郭淮亦“破陇西名羌唐蹏于枹罕”（《三国志·魏志·郭淮传》），枹罕在今甘肃省临夏县西，说明凉州河湟一带的羌人也出来响应诸葛亮北伐了。另外，这年鲜卑轲比能也率三万骑兵，围曹魏护乌丸校尉田豫于故马邑城，虽然史书中并没有说鲜卑出兵与诸葛亮北伐有关，但时间如此巧合也不能不说明问题。

总之，有这么多西戎北狄愿意响应诸葛亮，诸葛亮实在没道理不先打陇西，而去冒险打长安。《三国演义》第九十二回写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前特意亲祭了马超墓，此事史书虽无载，但其实颇符合当时诸葛亮的心境。马超在陇西羌氐间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若他尚在，当对季汉北伐有相当大的助力。

另外，南宋名将虞允文有论西北形势云：“关中天下之上游，陇右关中之上游，故欲控关中，宜先控制陇右。”诸葛亮的计划很明确，他就是要先拿下陇西与凉州，然后联合羌氐，居高临下（陇西的平均海拔比关中高1500米左右），进可以陇山之险与渭水之便，将大军如水一般泼向关中平原；退则可以利用陇中黄土高原的复杂地形来削弱曹军的骑兵优势，增加季汉的回旋空间。更重要的是，陇西、北地、上郡等处虽然如今居住了很多放牧的羌氐，但这里的黄土高原自古就易于旱作农业，在新石器时代就是仰韶文化分布的重要地区，经过周、秦、汉三代经营，它还是拥有非常不错的农业基础的。而季汉得到陇右后，则进一步可得湟中与河西走廊之地，如此不仅可以“广农积谷”，还可以得到优质的凉州大马与丰厚的鱼盐之利。通常以为，中国只有东海齐地可以经营鱼盐，其实西北羌族亦有“西海鱼盐之利”（《后汉书·西羌传》）。西汉末年还曾将临羌县改名为“盐羌县”（《汉书·地理志》）。事实上，后来曹魏的凉州刺史徐邈就“修武威、酒泉盐池”，并且“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乃支度州界军用之馀，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费”（《三国志·魏志·徐邈传》）。

此外，还有一点，诸葛亮北伐重点攻略的地区，是陇右天水郡。而西汉水便是发源于天水西南的嶓冢山，传说又与天上的银河相连（故古代又称银河为银汉、天汉）。天水既是秦人发源地，又连接天汉，可以说是秦汉两大王朝的福地，将以此为核心的凉州陇右地区，作为季汉的北伐基地，这彩头是再好不过了。而这，其实也是季汉集团从始至终一直贯彻的战略规划。当初孙权向刘备讨要荆州时，刘备就说：“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而诸葛亮后面五次北伐，也都是围绕“降集羌氐”“控制陇右”而展开的，就算第二次攻打陈仓，第五次兵出五丈原，目的也只是为切断关中与陇西的联系，或寻求与魏军主力决战，以便孤立陇右，伺机夺取之。正因为如此，季汉北伐军的大本营也是在汉中盆地西面出口的沔阳（注8），以就近运兵；而非盆地中部的郡治南郑和盆地东侧的城固、南乡等县。由此可见，在拥有足够实力之前，诸葛亮就从没想过拿下那个已被董卓李傕啃成骨头渣的关中，那只是一个负担罢了。

另外，诸葛亮先取凉州也有打通丝绸之路的贸易战略考量。我们前面已经论述过，当时西方的丝绸供应，百分之九十是从益州而来的蜀锦，这可是一笔大买卖，整个季汉的经济都靠它支撑，之前诸葛亮征南中，目的也是为了打通从永昌——印度——阿富汗——罗马的南方丝绸之路，但这样毕竟绕远，不如直接打通从凉州——西域——阿富汗的北方丝绸之路，这样季汉就可以凭借凉州、西域、南中三大枢纽，垄断所有东西方的大宗贸易（注9），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帝国，到时碾平曹魏，易如反掌！

事实上，后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刘禅的露布天下诏书中就提到“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诸葛亮集》）。支富当是从中亚东迁到凉州的大月氏酋长，康植则出自粟特康国，而当时来中国的粟特人基本上都是商人。所以，虽然这些在凉州的中亚胡人首领称为国王，且拥有军队，但他们的真实身份恐怕还是西域武装商人集团，他们派人来联络、支持诸葛亮北伐，主要还是为了生意啊！

总之，季汉实力弱于曹魏，当以“蚕食”之策由西向东渐次推进，而不是突然鲸吞长安直至潼关。楚汉时项羽远在彭城，故韩信闪击三秦乃是良策，而此时曹叡近在洛阳，入援关中非常快捷。所以此一时彼一时也，魏延的“子午谷之谋”太不现实了，甚至连冒险都算不上，简直就是送死。事实上，这个漏洞百出的计划或许根本不存在，毕竟，魏延是刘备从基层一手提拔上来的军事骨干，整个给人的感觉相当务实，军事经验也相当丰富，而且长期驻守汉中，对周边的地理、经济情况了如指掌，他怎么可能会提出这种极不靠谱的计划呢？

如前所述，陈寿良史也，《三国志》所载原文部分基本可信，但裴松之补注的那些东西却得打个问号，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下再决定要不要采纳。魏延的这个所谓“子午谷奇谋”，出自曹魏郎中鱼豢私撰的史书《魏略》，《魏略》中关于曹魏的史料很有价值，毕竟鱼豢是魏帝身边之人，但季汉方面与曹魏山河阻隔，又是敌国，鱼豢能有啥渠道得到季汉高层军事会议上的信息？而且鱼豢后来并未仕晋，他也得不到灭蜀之后晋所获取的资料。所以这些恐怕只是他道听途说来的野段子罢了（注10）。这位鱼豢，似乎相当喜欢这些八卦，他还在《魏略》中记载说刘禅小时候曾被拐卖过，最后还和刘备上演了一番寻子认亲的苦情戏（注11），不去做电视剧编剧真是可惜了。

注1：北方曰子，南方曰午，地理上的“子午线”也是取自这个概念。中国的建筑讲究中正直，所以秦始皇曾修直道沟通长安至九原长城于子午岭，王莽则修复蚀中并改名为子午道。还有学者调查研究证实，西汉时期曾经存在一条超长距离的南北向建筑基线。这条基线通过西汉都城长安中轴线延伸，向北至三原县北塬阶上一处西汉大型礼制建筑遗址（并延伸至秦直道与子午岭），南至秦岭山麓的子午谷口（并延伸至子午道与汉中）。这条基线不仅长度超过一般建筑基线，而且具有极高h6.xx7.BiZ57的直度与精确的方向性，与真子午线的夹角仅0.33度。由此可见秦汉时期在掌握长距离方位测量技术的基础上，可能已具备了建立大面积地理坐标的能力。参阅秦建明、张在明、杨政：《陕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西汉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文物》1995年第3期。

注2：其实汉中郡治一直在西城（即今陕西安康），直到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才由从西城迁至南郑。建安二十一年曹魏攻占汉中，分郡之东为西城郡，而以西城为其郡治，归当地土豪魏兴太守申仪管辖。

注3：详细分析考证可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

注4：据 《三国志·蜀志·刘封传》注引《魏略》：“太和中，（申）仪与孟达不和，数上言达有贰心于蜀，及达反，仪绝蜀道，使救不到。”

注5：据《三国志·魏志·颜斐传》记载，后来颜斐调任平原太守时，百姓舍不得他走，“吏民啼泣遮道，车不得前，步步稽留，十馀日乃出界”。

注6：官名，亦作太子先马（古时先与洗同音）。《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载为太子的属官，共设十六人，有如侍从。如淳为汉书作注说：“前驱也。《国语》曰勾践亲为夫差先马。先或作洗也。”

注7：《三国志·蜀志·后主传》说：“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而《三国志·明帝纪》却说：“夏四月，大疫。是月，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差，应该就是诸葛亮路上的时间。

注8：位于今陕西勉县武侯镇，该地处于褒斜道、陈仓道与祁山道的中心位置，北伐的主要三个方向都可以兼顾。

注9：当时东西方的贸易除了丝绸，还有大量胡货。案《汉书·五行志》：“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在汉灵帝的引领下，汉末三国时期权贵圈子有一股流行胡货的风潮，从河西走廊到成都到建业再到洛阳，胡汉贸易都非常繁盛，曹丕就曾问金城太守苏则说：“前破酒泉、张掖，西域通使，敦煌献径寸大珠，可复求市益得不？”（《三国志·魏志·苏则传》）而当时萨珊波斯帝国灭安息，服贵霜，为丝路西线创造了相对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使得丝路贸易更加繁盛，以致成都“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左思《蜀都赋》），建业“致远流离（琉璃）与珂珬，䌖贿纷纭，器用万端”，洛阳则“商贾胡貊，天下四会”（《三国志·魏志·傅嘏传》注引《傅子》），可以说都是国际贸易大都市。另外一边，从中国到罗马的丝绸贸易也越发繁盛，至公元四世纪罗马史学家马赛里努斯更在其著作《历史》中宣称：“过去我国仅贵族才能穿着丝服，现在则各阶层人民都普遍穿用，连搬运夫和公差也不例外。”

注10：饶胜文亦指出，《魏略》为曹魏的历史补充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而叙述蜀汉之事，裴松之不是辩其为“妄说”，就是指其为“乖背”，其原因即在于其资料来源的局限。参阅饶胜文：《大汉帝国在巴蜀——蜀汉天命的振扬与沉坠（修订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第322页。

注11：见《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魏略》：“初备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弃家属，后奔荆州。禅时年数岁，窜匿，随人西入汉中，为人所卖。及建安十六年，关中破乱，扶风人刘括避乱入汉中，买得禅，问知其良家子，遂养为子，与娶妇，生一子。初禅与备相失时，识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简者，及备得益州而简为将军，备遣简到汉中，舍都邸。禅乃诣简，简相检讯，事皆符验。简喜，以语张鲁，鲁为洗沐送诣益州，备乃立以为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