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翻到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资深记者戴维·林奇的新书《世界最糟的赌注：全球化豪赌如何失控（及如何重回正轨）》，这才彻底明白了“全球化是豪赌”这句话的深意。在这场全球化的赌局中，美国工人，简单来说，就是那些被资本轻易抛弃的筹码，输赢与他们毫无关系。

林奇在书中提到，早些年大家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乌托邦”，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新的市场不断涌现，发展中国家只要制造商品就能迎头赶上。但当我们回顾印尼的动荡、俄罗斯的卢布危机，再看看那些失业的美国工人，你会发现，现在的经济动荡和政治分裂，很多都源于全球化失控的结果。

林奇花了多年追踪贸易协议和工人处境，特别关注资本和劳工的对立。他通过这些观察，清楚地描绘了从新自由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变过程。

在90年代，克林顿总统坚定地认为全球化是“无可匹敌的力量”。当时，尽管大部分美国人支持加入世贸组织，但超过半数的人也意识到，这可能会让国内的工人面临灾难。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早在学术界就提出，全球化带来的利润主要由投资者和高技能人员分享，低技能工人则会失业，因为他们的工作会被成本更低的外国劳动力取代。

更糟的是，随着社会经济差距的扩大，政治冲突也愈演愈烈。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企业和富人则能逃避税收。尽管克林顿知道这些问题，却总是称自己是“现实主义者”，并认为工厂会将蓝领工作外包到海外，索性让我们在谈判桌上尽可能多赚点。

为了安抚失业的工人，克林顿推出了“贸易调整援助”政策，提供职业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工人转型。但林奇指出，这项政策根本没有效果。申请流程复杂，符合条件的工人中，只有10%能真正获得补助。工人们本来已经急于找工作，根本无暇应对这些繁琐的手续。即便克林顿将这项援助写进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在党内削减赤字的压力下，连共和党都没有真正支持过这项措施。结果，工人们所得到的援助微不足道。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表面上似乎并没有减少工厂岗位，但那些受到墨西哥低廉劳动力冲击的工人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工人们开始觉得民主党并没有真正关心他们，而反全球化的声音也逐渐增强。在1999年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时，反全球化的抗议达到了高潮，尽管活动人士被暴力镇压，但实际上工人们只是在喊“别再牺牲我们了”。克林顿这一系列政策为后来的混乱埋下了伏笔，奥巴马执政时，问题更加突出。

2011年，固特异轮胎在田纳西州联合城的工厂关闭，1900个工人瞬间失业。那些参加了“贸易调整援助”的工人，也只有三分之一能在新领域找到工作，而且工资大幅下降，有些甚至只有原来的一半。原本寄希望于培训能带来新机会，结果却是工人们不仅没有获得更好的工作，收入也未能保住。

奥巴马依然热衷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试图将环太平洋国家纳入美国的经济圈。但反全球化的声音一爆发，大家都看出了协议里大量偏向企业的条款。例如，企业如果认为政府的政策对自己不利，可以起诉政府。这明显表明，企业的利益要比劳工和环境保护更加重要。其实，奥巴马当时似乎并没有看到这些工人早年的遭遇。

到2016年总统大选时，两个主要候选人都不敢公开支持TPP。特朗普当选后，第一时间宣布退出这个协议，他认为自由贸易只会让全球化的精英们牺牲美国工人阶层。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批评希拉里不关心工人，并指派首席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提出定向关税，迫使企业将生产线带回美国。但事实上，这一措施效果微乎其微。2018年，钢铁和铝的关税一加，虽然钢铁行业多了1万多个岗位，但下游的汽车和家电行业却裁掉了7万多人，等于拆东墙补西墙。

全球化的种种问题在2020年疫情爆发时暴露无遗。疫情刚开始时，全球经济几乎停滞，但美国民众在家开始疯狂购物，甚至出现了家具、健身器材、医疗设备、计算机芯片等供应短缺的情况。此时，全球企业高管终于承认，之前过于依赖“准时制”生产模式走得太远了。一旦全球供应链出现问题，整个生产链条就断了，工人们要么没有工作，要么承担着短缺的压力，最终受苦的还是他们。

林奇在书中指出，那些坚定支持全球化的人应该反思一下，别把保护小镇制造业的努力看作“无知的保护主义”。因为对于小镇上的人来说，工厂就是他们生计的来源，一旦工厂搬到国外，他们该怎么办？他还写道，“把个人和社区的生计看作方程式中的变量，理论上可以分析，但想要稳定政治局势，根本行不通。”

然而，林奇的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他几乎没有涉及全球化对不同族裔和性别的影响，政策建议也较为模糊。比如，他提到要提高企业税率、打击避税来重建社会保障体系，但具体该怎么做却没有清晰的方案。似乎他更希望大家意识到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无国界、民粹主义兴起”的现实，而不是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法。

最后，林奇回到克林顿时代的起点，承认全球化没有按照预期发展，但他认为反噬的原因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交织。他认为，改正全球化的路径还不晚，关键是要让美国工人真正受益。他说：“政府的责任是减少损失，创造新工作，这样经济才能增长。”听上去是有道理的，但阅读了他书中的几十年波动，从全球化的兴起到失控，再到反全球化的呼声，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句话太轻了。

全球化的潘多拉魔盒早已被打开，民粹主义的火焰也在燃烧。依靠“政府的责任”能否平息这一切，未免太过乐观。林奇清楚地分析了问题的起因，但对于未来该如何走，他似乎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其实，美国工人的困境本质上是资本在全球化浪潮中只关心赚钱，把他们当成了可以随意抛弃的筹码。只要政府和企业不真正把工人的利益放在心上，哪怕政策有所改变，工人依然会被牺牲，毕竟，赌局中最不值钱的筹码，始终是没有话语权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