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8年6月，东北野战军调动了十万兵力将长春包围。长春的城防非常坚固，若进行强攻，必定会遭遇巨大的伤亡。因此，野战军指挥部决定对长春实施长期围困，切断敌人的粮食和弹药补给，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虽然长春内部的国军守军人数与东野相当，也有约十万兵力，但无论是士气还是战斗力，都无法与东野的围困部队相比。

长春的守军主要由新7军和第60军组成。第60军是滇军部队，而东北战场上，许多国军部队都是蒋中正的中央军，彼此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派系差异。由于第60军属于地方部队，他们时常受到中央军的排挤和压制。战场上，滇军常常冲锋在前，却在撤退时遭到重创，士兵的伤亡无法得到及时补充，官兵们对这种局面非常不满。早在1946年5月，60军所属的184师在海城遭遇围困，师长潘朔端屡次求援，但中央军根本不予理睬，潘朔端无奈之下宣布起义。

184师的起义使得第60军在中央军内部的地位更为低下，甚至在撤入长春后，东野的围城使得60军的困境愈发加剧。由于部队缺乏粮食，军长曾泽生向第7军军长李鸿报告了这一窘境。第7军是陈诚的嫡系部队，刚刚在1947年冬天成立，驻守长春已有一段时间，因此他们存储了一些粮草。李鸿不愿意支援60军，因为两军之间关系较疏远，而且长春已被东野围困，补给的途径几乎被切断。即便如此，郑洞国还是劝说李鸿秉持同舟共济的精神，最终李鸿勉强答应提供一部分粮食支援60军。

然而，随着围城的时间延长，长春城内开始出现严重的粮荒，居民家的粮食也被守军强行征收。十万人的军队所需的粮食量庞大，消耗非常快。不久后，第7军和第60军的粮食也开始告急。第7军的处境稍微好一些，士兵们每天还能分到几两高粱米，而60军则几乎没有足够的食物，连稀饭都很难得到。为了求生存，两个军的6名师长联名向蒋介石发电报，诉说部队的困境，请求增援。

蒋介石很快回电：“我对你们及部下士兵如同亲兄弟子侄，时刻心系你们的艰难。然而，如不做好准备，援军在途中可能会被歼灭。希望你们坚持到底，经过艰苦努力，必定胜利！”这一消息无疑让这些师长们心灰意冷。随着寒冬来临，长春城内守军的取暖问题愈发严峻，饥寒交迫使得士兵士气低落，甚至不断有士兵偷偷出城投降。

第60军的处境更加惨烈，部队已经断粮多日。为了让手下两万多官兵能活命，军长曾泽生做出果断决定，率部起义。起义后，郑洞国的兵力已经捉襟见肘，缺乏粮草，军心动荡。此时，蒋介石发来指示，要郑洞国率部突围。郑洞国召集第7军师以上的将领开会，军长李鸿和副军长史说低头不语。时任第61师师长的邓士富站起来说道：“官兵们已经饿得四肢浮肿，连走路都艰难，怎么突围？司令官，您还是想其他办法吧！”

邓士富是黄埔二期毕业的老兵，资历深厚，甚至比李鸿还要老。郑洞国深知他说的都是实情，于是无奈宣布散会。会后，邓士富找到了李鸿和史说，分析了部队面临的困境，认为继续坚守下去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并建议向解放军投诚。李鸿和史说最终同意了邓士富的建议，于是，10月19日，长春和平解放。

从这个角度看，邓士富无疑是长春和平解放的重要功臣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邓士富离开军队回到故乡务农，但在1952年“镇反”运动中遭到枪决。31年后，邓士富才得以平反，恢复了他当初投诚的名誉。